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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朋友圈”信息中得知泽华驾鹤西游，忍痛接受这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悲痛之中，立即想到这是哲人、老友离去，哲人留给我们的学术思想、为人风范涌上心头，立即记录下来，表达我缅怀的心境和对他的敬意，兹先录于此：
您，才华横溢，概括出中国君主专制时代历史是皇权主义盛行的学术见解，成一家之言，是真正的思想者；
您，追求社会公正、公理，勇于大声疾呼，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您，为人公正，善于同老先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处，此亦为获得学术成就的一种缘由。
泽华千古，一路好走！
冯尔康敬悼，2018年5月9日
悼词关注的是泽华哲人学术地位，未及故我双方的情谊。对此，真是说来话长。我痴长泽华几个月，比泽华早两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求学，本应为“学长”；泽华入学一年，学识、为人受到师长欣赏，提前留系担任教职，一年后我亦留系，同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自此我经常在学术上向泽华请益，泽华真正成为我的学兄了。其时教研室有十位同仁，四位是我们的老师，那时被称为“老先生”，我们六人是为“青年教师”，孙香兰学姐任务是讲授先秦史，与泽华的教学内容相同，有一次她对我说刘泽华有才，表达出佩服的心情，我有同感，因此在学术上愿意同他交谈。60年代前期，他不时安排我们写文章，我写出初稿，请他提意见，我总是郑重对待他的建议，进行修改。
70年代初工农兵学员入学，泽华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分配我写明清史部分，教材于1974年铅印面世，因封面是黄色的，我们称作“黄皮书”。及至恢复高考，泽华再度主持教材的编写，教研室的杨佩之志玖师、王玉哲师、杨翼骧师加盟，他问我的志向，我表示黄皮书写了明清部分，不想重复，于是改写东汉史。泽华联系好人民出版社，由该社出书。斯时学校政治学习、体力劳动频繁，为了让编写者集中精力写作，泽华又同出版社商妥，编写组成员进京，入住人民出版社腾出的房间，作为我们的办公室兼宿舍，为我们全身心投入写作创造条件。新的《中国古代史》于1978年、1980年分上下册面世，此次封面是蓝色书皮，故为“蓝皮书”。
在编写之前，泽华拟定了几条原则，一项是重视考古发掘和文物的史料价值，尽量将有关资料和观点融入书中，为此要补课，充实自己的知识，于是派遣负责文物配图的傅同钦学姐和我外出学习。我们到开封，获得犹太教知识，在郑州河南考古所听介绍关于“曹雪芹小像”的故事，此像的真伪，郭沫若做过考证，介绍说那是一个犯人献出来的，希图以此立功减刑，令我更加懂得文物鉴定的必要性。到洛阳参观始建于东汉时期的白马寺，佛教是在东汉正式传入中国的；虽没有去邙山观看陵墓群，但对东汉皇帝墓葬于该地的印象加深了。去西安碑林观光，听陕西考古所的学者介绍骊山墓及兵马俑发掘情况，前往临潼兵马俑发掘工地，得知烧制陶器需要一千度以上的温度，可以想象秦始皇殉葬品的劳民伤财。又往西安半坡，感受旧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随后从西往东，为理解河姆渡文化、龙泉窑到浙江杭州，将稻米在我国的栽培史刻录脑海。
泽华另一项编写原则是突出农民战争史，要求书中予以专章的地位，是以我写东汉和黄巾起义两章。讲义由泽华负责创作，出版署名，理所当然地处于第一位置。讲义出版后引起他的老同学议论，认为学生怎么署名在老师前面。话虽不无道理，然而是不察实际情形之论。写作开始，“文革”尚未结束，即使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思维和作风犹存，我们的老师，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之为“老先生”，虽有些许尊重之意，更重要的是将他们视为革命同路人，不是同志，而是统战对象，以他们的学问指导编写进行当然好，但政治形势不允许他们出面，泽华勇于挑起重担，是有胆有识，他不那样做，这部书根本不可能写作和问世。泽华之功不可没，我至今对他怀有敬意。
泽华在《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未梓刻前的修改阶段，将改革开放初期他参与史学界领导层解放思想的研讨活动的回忆内容，以及涉及到我的内容用电子邮件发送给我，让我看看有无记忆失误的地方，我本来知道他在京中的一些活动，读了之后，更加获知他对于史学界思想解放的作用。他的幕后功绩知道的人不会很多，我在此建议史学界朋友，不妨读一读他的《八十自述》。
泽华原来重视农民战争史，改革开放后他在反思，希望对历史上作为农民对立面的地主有个历史性的全面了解，于是同《历史研究》杂志社、云南大学历史系商妥，三家联合举办“中国古代地主阶级历史”学术研讨会，为此1982年在昆明开筹备会，泽华让我代表南开大学去参与筹备，次年在昆明举行了规模甚大的研讨会，会后他编辑会议论文成《中国古代地主阶级论集》，我亦参与部分编务。1984年该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印行，署名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
在思想史方面，我遇到问题就查阅泽华著作，看他怎么说的，我就多少有点谱了，再或者直接找他交谈，比如研究史学史离不开史学思想史，我在思考实证史学与胡适、傅斯年关系史，有了想法，拿不准，就去听他的意见，是以我在《杂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文中说：“归结胡适、傅斯年的史学，也许可以用实证史学来概括。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从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人和社会研究这一更为普遍的倾向中产生出来’，到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实证主义已经渗透在历史写作中’。
胡适等人是将杜威实验主义与法国实证史学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包括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等历史学专门史），形成他们的中国的实证史学，其特征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于历史研究，探讨现代历史研究法，相信并运用归纳法，说明历史真相；重史料（包括重视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要将所研究课题的所有史料都搜集齐备，用史料反映历史；与此相联系，重考据，不仅在搜求材料，同时要考订其真伪；相信历史的渐进性，一定程度地忽视历史大课题的研究，不同意历史规律说，但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文章接着写道：“笔者关于实证史学的说法，曾同友人刘泽华教授、崔清田教授讨论过，得到他们的首肯，志此以表谢忱。”在这篇文章中述及曹佐熙的史学思想与贡献，说他于1910年出版《史学通论》，“将历史及记录它的书籍视为‘史’；研究历史的学问为‘史学’；虽然没有完全把历史客体与历史研究区分清楚，但多少是以近代观念看待史学；曹氏讲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关注到自然科学和西来之学。所以曹氏的史学已有近代气息”。我有这个认识，是“参阅了刘泽华主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此文是我和常建华教授编辑的《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代序言，该书于2000年在台北印行）
开篇悼词谓泽华：“追求社会公正、公理，勇于大声疾呼，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依据印象深刻的两件事情得出的。第一件事是因我而起。1978年国家给教工增加工资，按照惯例，受惠者要向校领导表示感谢，如同其时为右派分子改正那样，不是向右派分子赔礼道歉，而是接受右派们为摘掉帽子而感恩戴德。根据校领导布置，要求各单位成员开会表态。作为教研室主任的泽华主持开会，校人事处处长亲临听会，泽华让大家发言，可是众人面面相觑，毫不热情，泽华为打破冷场局面指名要我说话，我就说：十几年不长工资，现在长这么点，还要（向领导）表示感谢？接着大家也说几句牢骚话。事后，人事处处长说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政治）风气不正，校领导找泽华，要求加强教育，泽华与同仁是一样的情绪，当然不理会校方的指令。
第二件事是他的遗作问世。他仙逝之后，《今晚报》在5月10—13日连续刊登他的遗作《非圣无法》《腹诽罪》《圣人从众与从善》《说“天地君亲师”崇拜》四篇杂文。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何谓《腹诽罪》，一看这些文章的标题，便可知其内容。他的随笔写了这样的一些文字：
对“圣制”和帝王认定的观念提出异议，就是“非圣无法”“非圣诬法”，必遭惩治。在人们曾经的生活经历中有很多“非圣无法”的问题，这类的事情实在应该进入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的陈迹，让人去反思。
……
治腹诽罪要达到绝对“一统”“一尊”，不允许人们心中存有异议，私议当然更不允许。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曾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诱导人们“交心”“掏心”“汇报思想”，而后进行“秋后算账”；无端地查抄可疑人的日记，隐私的日记都可能变为罪证，进行严厉的惩治。这些就是现代版的腹诽罪。这种历史教训，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
……
鲁三桓长期专政，季氏掌权期间，赶跑了鲁昭公。昭公不得返国。前515年，诸侯会盟，讨论鲁昭公回鲁问题。晋范献子不赞成，他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与会者听了范献子的议论，只好作罢。前510年鲁昭公死于晋，赵简子对史墨说，季氏逐君，不准复国，死于异乡，这样做是否有点过分？史墨回答道：“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得民便取得放逐君主的理由，在政治思想上是一大飞跃，君主的神圣性被破除了。
说到“天地君亲师”崇拜，泽华指出：
天至高无上，毕竟是虚拟的，因此，这张绝对权威大网的核心和真正支配者是政治之君。人们称君主为“天子”“帝王”“君父”“君师”，将各种权威属性献给他。君主居于社会政治体系之巅，其他各种权威崇拜的最终导向是君权崇拜。因此，君主才是名副其实的至上权威。泛化的君崇拜为一切等级的上下关系都注入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属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类似于主子与奴仆的关系。
如此等等。字里行间，浸透着个人的时代感悟，什么权威崇拜，造成奴性的愚民；什么交心不打棍子，随之而来的是狠狠的鞭挞；腹诽罪，早就应当扔进历史博物馆……
这些文字令人感到作者是和着泪水写出来的，呈现出一颗赤子之心，这是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真正爱国者的表现。
这里我想补充往事，以见遗作精神的一贯性、一致性。前面说到泽华对往事进行反思，一个成果是写出《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炎黄春秋》2011年9月号），回忆1971年与另外二人奉命检索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言论，他们无意中发现《矛盾论》有抄袭成分，泽华因而从个人崇拜中走出来，并将感受写进文章。泽华这一披露，令从事实证研究的我更加认识到史料考证的极端重要性。2013年10月12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班作了题为“养成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意识——以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为例”的演讲，借用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与天主教史有关）中一些文献误读、误解的事例，说明独立思考从事史学研究的应有态度，特别说到：“史学工作者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不易法门——详细占有史料，审视史料的真实性，做到论从史出。对史料必须鉴别、考证，如刘泽华教授揭示《矛盾论》中的抄袭成分。”
另外，在遗作刊布的前几年，即2010年2月11日，泽华领衔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的文章，认为：“独立学科一般要有特色鲜明的历史积淀、知识系统、理论构架、研究方法和课程配置等。同时，还要充分考虑选择本学科的学生在毕业后能有相对稳定的出路。凡此种种，都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论证。……如果有关行政部门一定要建立国学一级学科，我们建议先行公布国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方案，供咨询与研讨。这是科学决策、民主办事不可逾越的前提。”这篇文章我是署名人之一。文章拟议过程中，泽华找我谈论此事，表示要发表“十教授宣言”，我建议不要叫十教授宣言，因为民国时期陶希圣等“十教授宣言”主张本位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学界立即展开讨论，如今时代不同，不要引起人联想。
泽华担任历史系系主任，仅仅是一个基层“处座”，却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这个“官”是真正民选出来的，那大约是在1984年，没有校领导的提名，历史系教师开会自动选举他做系主任，而后由校方任命。我在南开大学已六十多年，这是我参加过、听说过的唯一一次选举。泽华上任不按潜规则行事，让中国近代史的教师开设“文革史”课程。这样的行为，即便没有后来的那次演讲，他也不会久留在主任的位置上。教师职称晋升，如同工资一样十几年不动，到1979年才开始给教师评定职称，没几年，1983年又行冻结。泽华任主任时做晋升工作，粥少僧多，怎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他想出量化科研成果的方法，凡申请晋升的教师须上报发表论文、著作情况，以此作为衡量晋升的条件，免得讲人情、走后门和“好哭的孩子有奶吃”（吵闹竞争）。这种办法很快在南开大学推广了，后来教育部实行了。教育部推行此法，跟泽华的创行大约没有关系，我这里只是说泽华的办法施行早，有其独创性。量化法在实行初期是好方法，不过法久弊生，今日理所当然遭到诟病，当然这已与泽华无关了。从课程设置和量化考核方法的提出，显现了泽华的行政才能，只可惜未尽其才。
泽华虽是撒手人寰，但他的学术著作，他批判王权主义的创识，由此形成的学派，必将一如既往为在思想上清除尘世的污垢起到积极作用。泽华，你走了，不！没有走：你的学术思想永留人间，永存于我的心田，你我的友谊将伴我终身！
（201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