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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柏兄走的那一天，说起来真是机缘天定，我因从国外回来，好久没有见他，就在傍晚时候打电话问候，可是电话那端传来的是他走了的噩耗，开始是不相信，继而悲伤起来，当即约同刘健清兄去吊唁，并慰问嫂夫人黄老师。倏忽之间，承柏兄走了九个多月，今天回忆与他交往的三件事，藉以表达缅怀之情。
承柏兄知识面极广，博学强记，美国史、中国史、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甚至电子网络，样样精通，我很佩服，故而在主持“彭炳进教授学术讲座”时，邀请他作一次演讲，他即以“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说，随后讲稿发表在《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台北，2000年）上。
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事，而是我向他的请教。1985年，我集中精力从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开设这门课程。其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之际，究竟什么是“社会史”，学术界并不清晰，我有一些想法，然而把握不准，因为要上课，对“社会史”必须作出学术界定，由于承柏兄学通中西，我遂向他请教，我们商讨了很多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采用“排除法”，即研究社会史，将政治史排除在外。其时历史学主要是研讨政治史，也即阶级斗争史，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剥落得无血无肉，像个小瘪三，讲社会史，就讲把人们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纳入历史研究范畴。我吸收了承柏兄的观点，当年写出《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刍议》一文（刊登在《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并在文中说明得到承柏兄的指教。如今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政治史以另一种面貌进入社会史殿堂。但承柏兄的排除法，作为研究法仍可以在许多学科运用。
80年代后期，承柏兄继冯文潜先生之后出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父子连任，一时成为南开园佳话。他当馆长，别的建设我不说，仅图书信息电脑查询和联网一事，我最佩服他。一个文科教授，居然“玩”起电脑来，而其时我是电脑盲，就更对他肃然起敬。记得有一次我陪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陈三井所长去图书馆电脑室参观，他刚刚访问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看了南开的电子网络建设，大为赞颂，说比某研究所强多了。我心想这都是承柏兄的功劳，是他心血的结晶。我因为总写点东西，抄写、修改是最头痛的事，早就想用电脑，不时地向承柏兄请教有关事情。1995年我决心买电脑，买什么型号的呢？我就商于承柏兄。当时人们使用的多系286、386，我想我就为写作输入，其他功能，如电子邮件就不考虑了，至于网上阅读，当时还不知道。承柏兄叫我不要贪便宜，要考虑到以后的升级，于是我就买了486的。后来我体会到，听承柏兄的话，听对了。
我和承柏兄都是游泳爱好者，但我在冬天游泳却是他带动的。在“文革”期间，我们历史系的几位同事就常在水上公园西湖游泳，“文革”后改在水上公园的东湖戏水，一般游到10月中上旬，因水温、气温低就停止了，待到来年春夏之交再去东湖下水。大约在1987年的初冬，我游泳已经停了好些天，有一天承柏兄突然告诉我，他和学校的几位老师去复康路天津市体工大队游泳训练馆（今复康路游泳馆）游泳了，我听了很高兴，遂在他帮助之下，也去馆里了。这样冬季我就去游泳馆，春秋下湖，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了。我能常年不断地与水结缘，四季游泳，实在是受承柏兄之赐，想起来就感谢他。承柏兄喜爱游泳，后来心脏不好，不能游了，心里一直痒痒地想游，我就劝他保养好身体。我自己则坚持下来，有一年在水上公园冬泳，有时游到十二月，或十一月。我和承柏兄是同事，是朋友，还是学友、泳友，我们的友谊常在。他走了，叫我如何不想他！
愿承柏兄在天之灵安详自在！
（2007年10月1日于顾真斋，载《春思秋怀忆故人——冯承柏教授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