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何炳棣先生

在互联网上读到何炳棣先生仙逝的文章，心情立即沉重下来，隔天，常建华教授转来相关的两篇网上报道文字，立即给他复函，说到我对他的“愧疚”，已经无法弥补。为何“愧疚”，有两个原因，一是愧对他的托付，二是愧对他奖掖后学。

说他奖掖后学，只是个人的感受。1980年先师郑毅生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主持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何炳棣教授应邀与会，并出任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我是大会秘书组成员，为研讨会提交《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论文，并在小组会上宣读。在这次会上，我见到包括何炳棣教授在内的众多学术名家，我敬佩他们，但是没有向何教授请益。若干年后，约在80年代末，我收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寄来的何教授名著《明清人口论》，除书之外没有任何关于寄书的说明，我纳闷于心。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北戴河召开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参加，我亦应邀出席，会间常建华教授告诉我，他听台湾学者说，何炳棣教授说他本想研究雍正皇帝历史，因为冯尔康写了书，他就不写了。由此我想到联经出版公司的寄书，可能是作者给出的寄书名单，由出版社代邮。因此内心十分感激何先生奖掖后学的大爱之心，后来向台湾学友打听到何先生通信地址，想给他写问候信，但终因怕打搅他而未动笔。

21世纪初，何教授撰写《读史阅世六十年》，将部分内容的打印稿寄到南开大学，虚怀若谷地让郑克晟教授、王敦书教授和我提意见，令我再次敬仰不已。2004年，我应台湾纯智文教基金会和中正大学的邀请（承汪荣祖教授面邀），为“萧公权学术讲座”作演讲，这个讲座的第一讲是何炳棣教授主讲的，第二讲是一次学术研讨会，我是第三次演讲，感到特别荣幸：一在于讲座本身，二在于继何教授之后。是以在演讲文集的《叙说》中写道：“这个讲座是由我所景仰的史学大师何炳棣教授开讲的，他考证出《孙子》早于孔子和老子，而‘老子’辩证思想源于‘孙子’，发出‘石破惊天’之论。宏论一出，浅学晚辈实在难以为继。”因此特别怕把讲座讲砸了。拉杂写了个人因何教授而感受的几件事，没有一件是个人与何教授直接交往的，仅仅是忖度之间的关联。是否何教授让联经给我寄书，是否说过冯某人写了《雍正传》他就不再进行相关研究的话，对我来讲都不必求证了，自我感觉是他奖掖后学，我把他当作一种动力，坚持不懈地进行史学探讨。

2010年6月1日，中国社科院清史所举行学术报告会，由吴秀良教授报告雍正帝继位史研究，何炳棣教授作评论，常建华教授和我从天津赶去参加。会间休息，在走廊，我和何教授相遇，他向我表示，愿意到南开大学授课，他有退休金，不需要南开大学负担什么。这是需要同南开大学校方协商的事，然而我已退休，说话无力，而常建华教授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联络校方较为方便，在征得何教授同意后，即将常教授请来，一起商谈邀请何教授执教南开的事。其间，何教授惠赠他于5月在清华大学演讲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他还说到在南开中学求学的往事。会后聚餐，我挨着何教授坐，聆听他谈论天津一些老字号商店和小吃。间有即兴照片，兹选出二帧，一帧是何先生、吴秀良教授和我，另一帧是何先生、吴教授、常教授和我，藉此作永恒的纪念。会后回校，常教授即向历史学院提出聘请何教授来校执教的建议，学院即向学校提出申请。我将网上下载的有关何先生信息的文章打印出来，在便中交给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请他促成邀请何教授之事。此事尚未办妥，何先生骤归道山，我对不住老人家，愧疚之至！

李伯重在《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0日）文中说：“何先生对清华感情极深。他对我说：他很羡慕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将终老于清华。何先生自己也很想叶落归根，在清华传道授徒，将自己一生的学问贡献给清华。”何先生在清华、南开叶落归根的愿望未能实现，这两所学校已非他求学时代的面貌，就个人讲或许多少有点遗憾，而对负责教育事业的学校来讲则是更宜研讨的憾事。

何先生是极具个性的史学大师，傅建中的《忆颇有性格的史学大师何炳棣》（《中国时报》2012年6月20日）说，“何老性情刚烈，属于Don＇t suffer fools easily（不易容忍蠢人）的那一类”。又说“何炳棣是唯一担任过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华裔学者，自他以后尚无来者，就此而言，他已是不朽了”。何先生做学问，向来是创造性的，是挑战性的，这种求真的史学方法论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将永远激励我们推动史学研究的前进！

（写于2012年8月17日，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ekX/Q1vuGx164obhjaLOJRXIBBALtW5Rxs9q0SDpoUKEEjwGBTGqQTL+PVkkd9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