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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历史系主任郑毅生（天挺）师欣慰地说我们系“三阳开泰”，意思是历史系会欣欣向荣。“三阳”是指历史系三位台柱子杨姓教授，就是杨佩之（志玖）师、杨生茂师和杨翼骧师（依他们的年龄为序），前两三年学院同仁分别为前二位老师举办诞辰百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这纪念杨翼骧师（后文简称老师）百年诞辰前夕，我再度缅怀老师道德学问。所谓“再度”，因为十几年前在《我的南开老师》文中，已经对老师表达出敬仰感恩情怀，可能是时间愈久，认识愈深，愈加怀念。
我先后听过老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史学史各两次课，前一次是读本科时，听老师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是上中国通史的基础课，史学史则是主动选听的选修课。后一次是“文革”后期老师给“工农兵学员”讲课，此次复去聆听，与前次目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为学习老师的讲授方法。那时我的教学任务也是讲中国古代史基础课，不同的是我讲隋唐至明清的古代史后半段。老师讲授艺术高超，听讲是一种享受。他讲课条理性极强，选择好典型的事例，娓娓叙来，重点突出，便于同学掌握。本来就书法俊美，所写板书工整美观，特别是书写有规则。因为黑板版面有限，随意写来，必然写不了几个字，就要不断地擦黑板，既耽误讲授时间，又会闹得粉笔灰尘满教室飞扬。他写得规规矩矩，排列有序，不必随写随擦，于是所写的课程要点保存时间长，便于同学抄写。对老师的教学法，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仁有口皆碑，那时孙香兰和我同是教研室的助教，她是师姐，向我讲过照着老师书写黑板的技巧，有序地写出讲授要点。老师讲课时有一个习惯，往往站在讲台的一端，用一只手的手指搓另一只手的手心，不停地搓，但是搓得很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也许是帮助思考吧？学习老师教学法，我在黑板上不敢乱写，因为字劣，尽量少露丑，只书写最必要的几个字。但是娓娓道来的本事没有学到，由于性格内向胆怯，讲课时手按讲桌边缘，眼睛朝向窗户（不敢看同学），于是给学生提供了模仿我丑态的素材。说来惭愧，也是愧对老师了。
老师开设史学史选修课，我选修了，一方面他是史学史专家，另一方面是我认为要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懂史学史怎么能行哩！但是老师讲授的史学史，只讲到梁启超，并且介绍简略，而我却盼望能对近现代史学家多作说明。后来知道，那时对“资产阶级”史家不能“捧”，对革命史家不可有所批评，这让他怎么讲？只好回避了。我理解他的苦衷，学者是不能超越时代的。第二次受教，是把史学史当作史学理论课来理解，是想从史学史提炼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我历来崇敬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认为他们史学理论水平高，剖析历史深刻，这种认识就是来自老师的课程。
80年代起，老师积数十年史学史研究所得，将先秦至元明的史学史资料汇编成《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二、三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陆续印制。此书将从各种史籍中搜集的有关史学史的材料，不论是完整保存的，还是辑佚的、片言只语的，都加以考订、排比、整理，按年编排，录入比较重要的史学人物、事迹和图籍，就中不仅有原始文献，还列出后人的评议。成书之难，诚如史学史名家仓修良教授的书评——《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是在‘披沙拣金’”。该书“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老师的研究辛劳和学术贡献，怎不令我等学生敬佩！弘著出版，老师惦记着老学生们，惠赐及我，九十年代后期台湾淡江大学罗运治教授来南开大学，我知道他是史学史专家，就把老师惠赐的第一册转送给他，他接书到手，脱口而出：“史学史大师的著作。”我内心喜悦，同行如此推崇老师，作为学生与有荣焉。须知那时不像目下，什么人都是“老师”，许许多多学人都成了“大师”。识者谓我的老师是史学史大师，诚非虚语，是实至名归。
老师的“编年”止于明代，身体健康缘故未能完成清代卷，然无遗憾，由他从硕士到博士培养的、我辈学弟乔治忠续成《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推出。我庆幸老师学术事业后继有人，同时深信“有其师必有其徒”，名师出高徒，有着必然性。
老师在赐给我1999年出版的第三册书上写出“尔康贤弟指正”，令我惶恐至极，就把这种心情向郑克晟教授学兄表露了，他反问我：你说他应当怎样写？我顿时语塞。克晟兄作为毅生师哲嗣，学林掌故之丰盈、见识之高明为我佩服，他的反诘令我想到50年代末我刚当助教，佩之师叫我“冯先生”，60年代初毅生师给我留便条，称“尔康兄”，及至老师称呼“贤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传统人际关系中的礼仪内涵，深切认识到老师那一代人为人谦逊，彬彬有礼，素养高尚，即使对于晚辈、学生爱护有加的同时，也非常尊重后辈人格。老师惠赐宏著的题词是对我的又一次教诲，我也学着，再给后辈友朋写信、赠书，也写作“贤弟”“学友”。
人应当有怎样的生活，作为读书人、教员，仅仅是教书、科研，此外别无情趣，别无其他生活内容？其实包括我在内，许多人是这个样子的。惭愧啊！老师可不是这种生活态度。他爱好广泛，喜好下围棋、打乒乓球，常和青年教师一起娱乐。记得“十年内乱”前几年，历史系一度在主楼教学区开辟一间教室为乒乓球室，下午四五点钟，经常见到老师和汤纲（与吾辈相同的助教、80年代初调到复旦大学执教）在对攻，我球技差，不敢上场，时或充当看客。老师同我的多数老师还有不一样的人生，他烟酒都沾。其时我的同窗好友陈振江学兄是他的助教，我们有时一起去请益兼问安，多在晚饭以后，不时见师母蔡老师在整理第二天食用的菜蔬（她白天要上班），我想是在为老师准备下酒菜吧。像老师那样有个性、多乐趣的生活，在当时为一些人不理解，不认同，以为是贪玩，不钻研业务，其实大谬了，老师杰出学术成就具在，岂是庸俗辈能望其项背！
1983年或1984年，记不清确切年份了，历史系办公室主任薛蟠安通知我：系里向教育部申报文献学硕士点，指导教师以杨翼骧先生为主，来新夏教授和我是指导小组成员。不久有人告诉我，文献学硕士点被否定了，原因是一位权威评委说：冯尔康，我知道，他是搞清史的，不是做文献学的；当然也还有其他涉及老师的话。既然说知道我是做清史的，想必是同行了。事也凑巧，后来有一个编委会开会，他是主编，我是编委，就带上“清史史料学”讲义（1986年以《清史史料学初稿》为书名出版）与会，会间我拿着讲义向他请教，说我不作文献学，但讲授史料学，话一出口，他的脸立刻红了，证明传言是真实的。这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面是不安，是我坏了历史系文献学硕士点，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系里；一方面检查自身做事莽撞，为什么要在两年前的一个小范围的公开场合向他声称学术是自由竞争的，不可能垄断，冒犯了权威，自讨苦吃不算，还累及老师和系里！所幸的是，在上方成立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之后，南开大学组建古籍所，由老师出任所长，实在值得庆幸。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总括几十年来史学史研究成就的专文，肯定了若干部史学史通论的成就，没有道及老师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学术贡献，心有不怿。不怪作者行文不全面，盖学界中有些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为史学史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的资料研究工作，没有仓修良教授所指出的它既为“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愚以为研治史学史史料所下功力，与创作史学史通论的功力不相上下，应当给为史学史研究创造必要条件的史学史资料研究以应有的学术地位，它本身就是史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理应承认此种研究对史学史的贡献。
学生尔康现在域外，不克出席缅怀老师纪念会，谨书数言，表达怀念老师的真挚情怀，并愿老师在天之灵，像尘世一样的生活态度，多姿多彩。
2018年6月28日写于客乡
（原载《杨翼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