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之志玖师开设的“隋唐宋元史”基础课和“元史专题”“中国土地制度史”选修课,我是学生,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受佩之师指导准备五代宋元史课程,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室受佩之师指导进行史学研究。我读研究班课程的导师是郑毅生天挺师,他是我的第一恩师,佩之师则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是不断地回忆诸位恩师的教诲,2000年写出《我的南开老师》一文,叙述毅生师、佩之师等等老师的为人、教学与研究,现在将该文中关于佩之师的内容移植过来,再度缅怀,添加新内容,对佩之师勇敢地坚持追求学术真理的精神有了进一步认识,深知这在那个时期是极其罕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是学人必须具备的品格,由此我更加敬佩这位恩师。
佩之师的为人行事,一贯实事求是,讲真话,无论是在学术上、政治上、生活上,莫不如此。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注”,否定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农民提出“平等”口号说,指出马克思关于东方理论不包括中国等,追求历史真实性。
1957年4月《人民日报》派人到天津,召开关于“百家争鸣”的教授座谈会,天津的一些知名学者应邀出席,雷海宗师即席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发展了,而在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停留在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他强调指出,人文学科的研究,要重视掌握证据,要有新资料,由此讲到研究方法问题,特别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62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人民日报》将诸位学者的发言稿刊登于21日和22日的该报上,特作“编者注”,谓雷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因为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在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使古代史研究中有新发现,也只是补充和修正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希望大家加以讨论。由于《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这一按语给人的印象是代表党批评雷先生的。
佩之师不同意《人民日报》所加的按语,认为是对雷先生观点的误解,因而写信给《人民日报》,报纸于5月7日登载出来。信中说“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明确表示不同意编者注。他所持的理由是,雷先生讲的是两种问题,一是革命实践理论的发展,另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面说没有什么前进,两个问题不要混淆,雷先生并没有讲整个马克思主义停滞,再说雷先生讲有人揣摩马克思主义词句解释历史,佩之师表示赞同雷先生用丰富的材料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直截了当地说,有人硬把马恩列斯个别原理和结论套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可见雷先生的发言是诤友之言,更为有益。“反右”斗争一开展,雷海宗师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佩之师大约因为出身中农家庭,万幸没有成为右派,被定为“中右”,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一职被撤消,校工会的兼职也被取消。
佩之师与雷海宗师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问题,是进行学术探讨,根本不是否定“指导我们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问题,但被按照政治问题处理了。按常理,佩之师以后在理论问题上就不应当再发表不同于主流意识的见解了,可是他仍然为探求真理,勇于提出独到见解。50年代以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大热点,是所谓“五朵金花”之一,对农民战争的评价日益增高,如果稍有一点批评,就有诬蔑劳动人民、敌视农民战争之嫌。对方腊起义的研究,有论文根据佛家《金刚经》中的话,认为起义军提出了“平等”口号,予以表彰,佩之师经过对史料的考证和分析,得出并无其事的结论,因而著文《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口号吗?》,发表在1960年9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说:“主张方腊起义曾用过平等的口号,是证据薄弱,立论牵强,实在说不过去。”佩之师指出“平等”一词,佛教徒的理解与平均财富说及今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不应误会。他进一步指出曲解史料,“未必是严肃的治学方法”。可知他关心的是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和观点的正确,是为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因此不怕他人为此而批评他立场有问题。
前述1957年雷海宗师反对乱套马列原理搞学术研究,而学界生搬硬套之风愈刮愈烈,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土地制度史,搬用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论点,硬作解释。于是佩之师作文《如何体会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土地制度的理论》,刊登在《光明日报》1961年5月10日的“史学”版。文章首先认为马恩所说的“东方”“亚细亚”不包括中国,不过对了解中国上古土地制度有理论指导的意义。结尾则云“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特点的指示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也是不妥当的。”众云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以简单逻辑的道理来看,佩之师的马恩“东方”不包括中国的命题本身就是犯忌的,更勿论“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指示不能说明中国土地制度的“悖逆”之论了。须知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马克思概念中的东方即使没有将中国包含在内,也不能明言,说不包括中国,是割裂马克思主义,真是胆大包天。
60年代前期,佩之师、来新夏师、陈振江师兄和我四人同在“土地庙”上班。所谓“土地庙”者,指土地制度史研究室办公室,是一间狭长的小屋,此乃一种戏称。每天上班,而且晨读一小时的“毛著”,不时有讨论。对佩之师再三发表“顶风”的文章,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因此心存疑问,我相信振江学兄也有疑问,只是谁也不问,因为气候不适合,无法作诚心的交流。佩之师为人笃诚,追求真理,虽遇艰难波折,绝不退却。前不久,我特意问过他,为什么那样坚持不辍,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毕竟是书生”。我体会佩之师的意思是书生不懂世事,又好讲个直理,乃至无所畏惧。故而才有前面讲的2000年提出来的问题,以及“毕竟是书生”的回答。
1956年春天,我开始聆听佩之师隋唐宋元史基础课,暑期,写出《隋末群雄逐鹿中李唐为什么会成功》的习作,次年春天参加历史系学生论文竞赛,我的习作侥幸中选,论文评阅人是佩之师,感谢恩师的赏识与栽培。1959年本科毕业后,我留在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1962年研究生毕业,仍在古代史教研室,其时中国古代史教学以“二黄”(黄巾、黄巢)起义划分阶段,我的任务是准备讲授古代史后半段历史,即黄巢起义后的五代至明清历史,指导教授就是佩之师,在他指导下,从“两五代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读起,备课,写讲稿。与此同时,听佩之师开设的“元史专题”“中国土地制度史”课程。
佩之师给我们上基础课时刚刚是不惑之年,他原来专攻的领域是元代史,这时根据教学需要,重点研究隋唐史,出版了《隋唐五代史纲要》,就用它做教材,这部书言简意赅,史事含量很大,多年来受到欢迎。文如其人,佩之师讲课也是那样,非常平实,有条不紊,重视史实,重视材料的考证,所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是扎扎实实的知识。虽然他讲话时缺少波澜起伏,但有时又很风趣,如历史系举行1985年春节团拜,主持人请他讲话,他说今年是牛年,牛勤勤恳恳,但是牛年不要吹牛。多年的浮夸风为大家所深恶痛绝,他的话语一出,与会者会心地笑开了。再如90年代前期,系友范曾师兄回系任兼职教授,在欢迎会上,起始是王玉哲师讲话,接着佩之师讲,他说王先生是聋子(尔康按:王玉哲师两耳重听),我是瞎子(尔康按:佩之师双目严重白内障),现在是一个聋子、一个瞎子说话。此话立刻引起哄堂大笑,会场气氛活跃。
佩之师记忆力很强,今年已是86岁高龄,正在整理他的回族史论文集,想起我约请他写的收入《扬州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的一篇回族史论文,一时找不出来,给我打电话,我找到了复印稿给他送去,顺便请安,闲叙起来,说到我们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室的事,他说我们共同写的土地制度史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一听楞住了,记不得有这事,他解释说用的是“南文田”的笔名,以此表示南开大学土地制度史研究室的文章,于是我想起来了,说那是您自己写的,他说是经过大家讨论的。是的,那时是有讨论习惯,来新夏师、陈振江学兄的文章及我的习作均在组里讨论,我是接受佩之师的指导,至于佩之师的宏文我只是学习,谈不出有价值的意见,但是佩之师犹将他的文章当作集体创作,这并不合事实,但反映了他虚怀若谷、尊重他人的美德。
“文革”以后,佩之师重新回到元史的研究上,尤其是马可·波罗史的深入研究。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佩之师从《永乐大典》发现材料,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研究中的坚实地位,随后就成为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说的主将。虽有持异议者的挑战,然而不断有学者表示对佩之师观点的折服。今年8月南开大学主办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佩之师作主题报告,会议开得很成功。消息传出后,引起台北《历史月刊》杂志社的较大兴趣,因该社过往同我有所联系,打电话要我帮助组稿,出一个专栏,其中点名要有佩之师的论文,可知佩之师的观点多么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
(原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纪念文集编辑组编《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