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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之志玖师开设的“隋唐宋元史”基础课和“元史专题”“中国土地制度史”选修课，我是学生，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受佩之师指导准备五代宋元史课程，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室受佩之师指导进行史学研究。我读研究班课程的导师是郑毅生天挺师，他是我的第一恩师，佩之师则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是不断地回忆诸位恩师的教诲，2000年写出《我的南开老师》一文，叙述毅生师、佩之师等等老师的为人、教学与研究，现在将该文中关于佩之师的内容移植过来，再度缅怀，添加新内容，对佩之师勇敢地坚持追求学术真理的精神有了进一步认识，深知这在那个时期是极其罕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是学人必须具备的品格，由此我更加敬佩这位恩师。
佩之师的为人行事，一贯实事求是，讲真话，无论是在学术上、政治上、生活上，莫不如此。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注”，否定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农民提出“平等”口号说，指出马克思关于东方理论不包括中国等，追求历史真实性。
1957年4月《人民日报》派人到天津，召开关于“百家争鸣”的教授座谈会，天津的一些知名学者应邀出席，雷海宗师即席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发展了，而在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停留在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他强调指出，人文学科的研究，要重视掌握证据，要有新资料，由此讲到研究方法问题，特别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62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人民日报》将诸位学者的发言稿刊登于21日和22日的该报上，特作“编者注”，谓雷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因为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在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使古代史研究中有新发现，也只是补充和修正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希望大家加以讨论。由于《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这一按语给人的印象是代表党批评雷先生的。
佩之师不同意《人民日报》所加的按语，认为是对雷先生观点的误解，因而写信给《人民日报》，报纸于5月7日登载出来。信中说“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明确表示不同意编者注。他所持的理由是，雷先生讲的是两种问题，一是革命实践理论的发展，另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面说没有什么前进，两个问题不要混淆，雷先生并没有讲整个马克思主义停滞，再说雷先生讲有人揣摩马克思主义词句解释历史，佩之师表示赞同雷先生用丰富的材料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直截了当地说，有人硬把马恩列斯个别原理和结论套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可见雷先生的发言是诤友之言，更为有益。“反右”斗争一开展，雷海宗师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佩之师大约因为出身中农家庭，万幸没有成为右派，被定为“中右”，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一职被撤消，校工会的兼职也被取消。
佩之师与雷海宗师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问题，是进行学术探讨，根本不是否定“指导我们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问题，但被按照政治问题处理了。按常理，佩之师以后在理论问题上就不应当再发表不同于主流意识的见解了，可是他仍然为探求真理，勇于提出独到见解。50年代以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大热点，是所谓“五朵金花”之一，对农民战争的评价日益增高，如果稍有一点批评，就有诬蔑劳动人民、敌视农民战争之嫌。对方腊起义的研究，有论文根据佛家《金刚经》中的话，认为起义军提出了“平等”口号，予以表彰，佩之师经过对史料的考证和分析，得出并无其事的结论，因而著文《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口号吗？》，发表在1960年9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说：“主张方腊起义曾用过平等的口号，是证据薄弱，立论牵强，实在说不过去。”佩之师指出“平等”一词，佛教徒的理解与平均财富说及今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不应误会。他进一步指出曲解史料，“未必是严肃的治学方法”。可知他关心的是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和观点的正确，是为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因此不怕他人为此而批评他立场有问题。
前述1957年雷海宗师反对乱套马列原理搞学术研究，而学界生搬硬套之风愈刮愈烈，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土地制度史，搬用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论点，硬作解释。于是佩之师作文《如何体会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土地制度的理论》，刊登在《光明日报》1961年5月10日的“史学”版。文章首先认为马恩所说的“东方”“亚细亚”不包括中国，不过对了解中国上古土地制度有理论指导的意义。结尾则云“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特点的指示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也是不妥当的。”众云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以简单逻辑的道理来看，佩之师的马恩“东方”不包括中国的命题本身就是犯忌的，更勿论“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指示不能说明中国土地制度的“悖逆”之论了。须知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马克思概念中的东方即使没有将中国包含在内，也不能明言，说不包括中国，是割裂马克思主义，真是胆大包天。
60年代前期，佩之师、来新夏师、陈振江师兄和我四人同在“土地庙”上班。所谓“土地庙”者，指土地制度史研究室办公室，是一间狭长的小屋，此乃一种戏称。每天上班，而且晨读一小时的“毛著”，不时有讨论。对佩之师再三发表“顶风”的文章，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因此心存疑问，我相信振江学兄也有疑问，只是谁也不问，因为气候不适合，无法作诚心的交流。佩之师为人笃诚，追求真理，虽遇艰难波折，绝不退却。前不久，我特意问过他，为什么那样坚持不辍，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毕竟是书生”。我体会佩之师的意思是书生不懂世事，又好讲个直理，乃至无所畏惧。故而才有前面讲的2000年提出来的问题，以及“毕竟是书生”的回答。
1956年春天，我开始聆听佩之师隋唐宋元史基础课，暑期，写出《隋末群雄逐鹿中李唐为什么会成功》的习作，次年春天参加历史系学生论文竞赛，我的习作侥幸中选，论文评阅人是佩之师，感谢恩师的赏识与栽培。1959年本科毕业后，我留在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1962年研究生毕业，仍在古代史教研室，其时中国古代史教学以“二黄”（黄巾、黄巢）起义划分阶段，我的任务是准备讲授古代史后半段历史，即黄巢起义后的五代至明清历史，指导教授就是佩之师，在他指导下，从“两五代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读起，备课，写讲稿。与此同时，听佩之师开设的“元史专题”“中国土地制度史”课程。
佩之师给我们上基础课时刚刚是不惑之年，他原来专攻的领域是元代史，这时根据教学需要，重点研究隋唐史，出版了《隋唐五代史纲要》，就用它做教材，这部书言简意赅，史事含量很大，多年来受到欢迎。文如其人，佩之师讲课也是那样，非常平实，有条不紊，重视史实，重视材料的考证，所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是扎扎实实的知识。虽然他讲话时缺少波澜起伏，但有时又很风趣，如历史系举行1985年春节团拜，主持人请他讲话，他说今年是牛年，牛勤勤恳恳，但是牛年不要吹牛。多年的浮夸风为大家所深恶痛绝，他的话语一出，与会者会心地笑开了。再如90年代前期，系友范曾师兄回系任兼职教授，在欢迎会上，起始是王玉哲师讲话，接着佩之师讲，他说王先生是聋子（尔康按：王玉哲师两耳重听），我是瞎子（尔康按：佩之师双目严重白内障），现在是一个聋子、一个瞎子说话。此话立刻引起哄堂大笑，会场气氛活跃。
佩之师记忆力很强，今年已是86岁高龄，正在整理他的回族史论文集，想起我约请他写的收入《扬州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的一篇回族史论文，一时找不出来，给我打电话，我找到了复印稿给他送去，顺便请安，闲叙起来，说到我们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室的事，他说我们共同写的土地制度史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一听楞住了，记不得有这事，他解释说用的是“南文田”的笔名，以此表示南开大学土地制度史研究室的文章，于是我想起来了，说那是您自己写的，他说是经过大家讨论的。是的，那时是有讨论习惯，来新夏师、陈振江学兄的文章及我的习作均在组里讨论，我是接受佩之师的指导，至于佩之师的宏文我只是学习，谈不出有价值的意见，但是佩之师犹将他的文章当作集体创作，这并不合事实，但反映了他虚怀若谷、尊重他人的美德。
“文革”以后，佩之师重新回到元史的研究上，尤其是马可·波罗史的深入研究。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佩之师从《永乐大典》发现材料，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研究中的坚实地位，随后就成为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说的主将。虽有持异议者的挑战，然而不断有学者表示对佩之师观点的折服。今年8月南开大学主办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佩之师作主题报告，会议开得很成功。消息传出后，引起台北《历史月刊》杂志社的较大兴趣，因该社过往同我有所联系，打电话要我帮助组稿，出一个专栏，其中点名要有佩之师的论文，可知佩之师的观点多么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
（原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纪念文集编辑组编《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