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吴廷 师

我在1999年写出《我的南开老师》，记述教过我课程的副教授以上的所有老师，其中有吴廷璆师，今略有增写，过录于次。

本科时听过吴廷璆师两门课，即亚洲史和印度史。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中学时就知道一点，而真正有所了解，是在吴廷璆师课堂上得到的。那时他兼任南开大学总务长，又是天津市民主党派负责人，事务多，有时不能上课。吴廷璆师留学日本，是日本史专家，20世纪80年代成立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他是第一任会长，可知他在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可是他没有给我们开设日本史选修课，其原因可能是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而印度是与我们相当友好的国家之一，所以开设什么课程，显然不是主讲人个人学术修养和意愿的事情。

吴廷璆师相貌端庄，穿着合体的中山服，冬天外套呢子大衣，风度翩翩。吴廷璆师讲课，语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情。吴师对同事、学生人情味非常浓厚，作为学生我的感受非常强烈。1973年冬天，我住在北京中华书局，修改一个小册子的书稿，当时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也住在中华书局标校《唐书》，吴廷璆师为了使我增长学识，让我以他的名义去拜访唐先生，可见他是多么关心学生的成长。70年代中后期，他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主编《日本通史》，我们年级在北京工作和出差进京的几个同学约好去看望他，他就请我们到鸿宾楼吃烤鸭，那天去的同学有吴廷璆师的研究生刘万镇师兄，陈振江、范曾、丁朝弼诸位师兄和我，还有吴廷璆师一位留日同学黄先生，黄先生说吴先生年轻时有美男子之誉，验证了我们的印象。我们这些同学能聚在一起并不容易，在“十年内乱”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解冻之际，这种师生、同学间的聚会，其乐融融，人间温情回到了我们身边，而这要感谢吴廷璆师赐饭所创造的条件。

1979年学术界有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据说中国史学会计划在天津召开一定规模的研讨会，可是到了冬天，社会气候的变化，到会的基本上是天津的学者，北京学者只到了几位，会间常见到吴廷璆师，我有点奇怪，这次到会的多是中国历史研究者，老师作世界史研究，怎么来了？我少见多怪，在楼道遇到他时，说了一句“吴先生您也来了”，我这个“也”字用错了，吴延璆师非常敏锐，知道我有不理解的地方，立即向我说，这个会开不开有不同的意见，没有人来主持，我来把这个会开下去，会后写总结，好作汇报。会议的筹备及变化我本毫无所知，只以为是学术会就来了，哪知吴廷璆师举足轻重的地位，令我顿生对老师高度敬佩的感情。

约在80年代中期，一天去问安，谈话中他说“你们年轻人”如何如何，其实我们这一代都是50岁左右的人了，在他的印象里我们还是年轻人，将我们视作当年的大学生和年轻的助教。我听到这话，虽然不合年龄实际，但是感到亲切，表现老师与学生交谈的融洽气氛，是感情的任意交流。80年代末，中华书局主动提出为郑毅生天挺师出版纪念论文集，同郑克晟兄和我联系，我们认为吴廷璆师是毅生师的老朋友、老同事，请他主持编务，吴师百忙之中慨然应允，指示我们应该邀请一些名家写作，我们一一遵办。于是编成《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于1990年出版。就此一事，足见吴师重友情，表现出大家的风范，令我们敬仰不已。

老师身为民盟中央委员、天津民盟主委、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工作繁忙，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受到太多的影响，我们常为他惋惜，但是经过这一次简短的交谈，体会到他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了很多个人的牺牲和贡献，令我比以前更理解他，更敬佩他。

（原载南开日本研究院编《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9年1月23日补记） BKkj31HDIowJwtOwBTvINeCQBniWzA2jvgA4SSlM1124aMbSTi5qVpzU6f6XrV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