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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的2000年，一位出版界的朋友拟编辑一部学术界逸事的学术史资料集，邀我撰稿，遂写出《我的南开老师》一文。该书迄今尚未问世，拙文遂储存在电脑中。2002年雷海宗（伯伦）师百年诞辰纪念，我正在外讲学，不能与会，愧憾交集。今日纪念会主持人王敦书教授告知，会议论文集将出版，要我作文，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下稍可弥补未能出席纪念会的缺憾。我在《我的南开老师》文中写到伯伦师，今将那部分文字加以扩充，成为现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近日拜读伯伦师宏文的体会。以此文略表我对伯伦师追念敬仰之情，亦知在名师面前，学生永远是学生，总可以从老师那里得到新的知识和启迪。
1955年秋天我进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有，讲授明清史的郑毅生天挺师，历史文选的谢刚主国桢师，先秦史的王玉哲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杨翼骧师，隋唐宋元的杨佩之志玖师，近代史的来新夏师，现代史的魏宏运师；教我们世界史的有，世界上古史的雷伯伦海宗师，世界中古史的辜燮高师，世界近代史的杨生茂师，世界现代史的梁卓生师、陈文林师，亚洲史、印度史的吴廷璆师，还有讲授原始社会史、考古学通论的黎国彬师，等等。对历史学界稍微熟悉的人，看到这个名单，无疑会非常羡慕我们，竟有那么多的史学大师和名家，为我们讲授基础课和选修课。是的，我们当时体会自然不会深刻，不过仍然感到有这些老师是幸运的。今日回忆起来固然有不少的往事素材，但是老师的道德文章更使我敬佩，比上学时的朴素感受深刻得多。
我进校就听伯伦师讲世界上古史，他发给我们一份油印本的教学大纲，纲目之外，另有许多专有名词，即古代国名、人名、地名、书名，同时注出英文，如同我们今天在他的《西洋文化史纲要》所看到的那样，举例而言：第三章“黑暗时代之宗教与教会”里的“（甲）希腊教与罗马教之分裂”中，“初次重要分裂（482）——Zeno皇帝之教义纲要Henoticon”；“（乙）教皇之地位”内，“（1）东罗马皇帝之牵制——Justinian（527—565）又征服意大利大部，（2）侵入意大利Lombards（6世纪后期）”。
他在讲课时，遇到这些专有名词，有时只板书中文或英文，甚至不写，而我们对照讲义，做个符号，不用书写，可以专心听讲，不必为抄写板书而分心，提高了听课质量。只可惜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学的是俄文，不通英文，辜负伯伦师的一片苦心。伯伦师讲课、演讲，明快、有条理，从不作停顿的思索，没有口语，更不会出现多余的话，学生无不佩服他善于讲课、演说。他上课携带黑色皮包，穿着整洁，给人以鲜明的学者形象。冬天（1956年1月）的一个星期，他没有来上课，听说是去上海开会，审定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那个时候学术研讨会极少，作为学生难得听到老师出席学术会议的事，所以对伯伦师的外出开会更是产生敬慕之情。
在讲课内容方面给我感受最深的，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下述两点：一是破除欧洲中心论。伯伦师指出“地理大发现”之说体现侵略者蔑视被侵略者的宗主观念，这个词汇不宜再用。
这令我明白什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早就有她的文明史，何待15世纪以后殖民者发现？伯伦师是通观全世界的历史，毫无偏见地、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提出他的学术见解。反帝爱国，是我老师那一代人坚定不移的信念，非常强烈。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得到。二是塞其提人的生活史和服装史。伯伦师讲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的历史，说到中亚至黑海北岸的塞其提人生活，他们因为游牧，吃马肉，饮马乳，由于征战，服装与军事生活密切相关，适应马上作战要求，穿着绔、长靴、马褂、尖帽或风帽。伯伦师特别讲到裤子的形成过程：开始是绔，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套裤，适合骑马，但御寒不足；加上腰，成为开裆裤；然后又制成合裆裤，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裈、穷裤。塞其提人的这种发明传播到游牧民族世界。
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兴趣。我致力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以求学时期来说，读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有关生活、娱乐的内容，听伯伦师这方面内容的讲课，都有影响。这里还要附带说的，是听杨生茂师的世界近代史课，他讲战争方式的变化，原来西欧军队对垒时，击鼓列队直身前进，所以伤亡很大，后来才懂得分散队形，躬身前进，或卧倒隐蔽，减少伤亡。这不是生活史，然而生活方式与战争方式是可以互通的，我也得到启发。学生受益于老师，真是潜移默化的，认真想来，始知无处不在。
伯伦师在20世纪50年代的不幸遭遇，作为学生，我们耳闻目睹，知道一些，后来又陆陆续续听说一些，最重要的是他未能摆脱“右派分子”之冤。1957年4月《人民日报》派人到天津，召开关于“百家争鸣”的教授座谈会，伯伦师、毅生师以及天津的一些知名学者应邀出席，都发了言，发言稿刊登于21日和22日的该报上。伯伦师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理论和实践方面发展了，而在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停留在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毅生师在他前面讲的话，说到要开展好百家争鸣，要有充分的资料，但现在不足，故而争鸣受到影响。伯伦师同意这一意见，他说：“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说，他们有他们几十年的习惯，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较全面的材料才能讲话。今天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谈的，可是不掌握材料就没法谈。”他由此讲到研究方法问题，特别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62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伯伦师的发言可以归纳为三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基本上停留在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少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若看到后来发现的材料，会修改、发展他们的观点；对待马恩著作的正确态度是准确理解，而不应当去揣摩附会。《人民日报》刊登伯伦师的言论时，特作“编者注”，谓雷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因为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在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使古代史研究中有新发现，也只是补充和修正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希望大家加以讨论。由于《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这一按语给世人的印象是代表党批评雷先生的。
不久北京大学物理学系学生、后来成为学生中极右派的谭天荣到南开大学演讲，许多同学去听了，就我的印象，他主要讲要恢复恩格斯的否定之否定理论，并同黑格尔哲学联系起来。谭天荣在南开访问了几位教授，其中有伯伦师，关于他的访问，有文章刊登在《人民南开》上，我们从中知道他访问伯伦师的事情。谭天荣离开后，大约在五月下旬，伯伦师和其他被访问的教授，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说明会见谭天荣的情况，伯伦师说他问及谭天荣学习哲学和阅读黑格尔著作的情况，劝他在谈论黑格尔思想时，要多读一点黑格尔的著作。其时礼堂主席台两侧有面向前方的两条毛泽东语录，伯伦师脱口背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用以说明中国需要马列主义和共产党领导。那时还没有像1962年以后那样加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状况，更没有“文革”中每天不知道要背诵多少语录的热潮，而伯伦师这时说出来，令我们惊讶，他竟如此注重理论学习！如此尊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听后，立即上台发言，说伯伦师讲的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这位同学资助过谭天荣在南开大学活动期间的饭费，又是陪同他活动的，随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学兄陈振江教授回忆，他当时就批评那位同学，怎么对老师说不恭敬的话。
今日我们反观伯伦师当时的处境，对伯伦师的心理状态或许能有所了解。他因同国民党的关系，1949年之后，系“管制”（因系高级知识分子，不公开宣布，实际是“内控”）人员，1952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任上，调到南开大学执教，或多或少有“发配”的味道，这种身份、处境，一般人不知道，自家能不清楚吗？1957年4月的发言，《人民日报》加了按语披露，他能不紧张？所以立即写长信给《人民日报》，说明他的观点，以免引起误解。“反右”运动即将来临，他敏感地意识到了，希望不要被陷进去，于是为保护自己，说出给有关人士听的话。当然，伯伦师是在劫难逃，还是被中央大人物康生指定为右派分子。写到这里，我想到佩之师为伯伦师的仗义执言。
佩之师令人异常佩服的特点，是一贯讲真话，无论是在学术上、政治上、生活上，莫不如此。伯伦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刊登后，佩之师不同意《人民日报》所加的按语，认为是对雷先生观点的误解，因而写信给《人民日报》，报纸于5月7日登载出来。信中说“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明确表示不同意编者注。他所持的理由，是雷先生讲的是两种问题，一是革命实践理论的发展；另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面说没有什么前进。这两方面需要区别开来。佩之师特别指出，雷先生讲的有人揣摩马克思主义词句来解释历史，是希望用丰富的材料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佩之师还说，有人硬把马、恩、列、斯个别原理和结论套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可见雷先生的发言是诤友之言，更为有益。伯伦师和佩之师所反对的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观点，后来发展到相当于传统的注疏儒家经典的严重状况，他们实有先见之明。“反右”斗争一开展，佩之师万幸，没有成为右派，定为“中右”，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一职被撤消。佩之师为人笃诚，追求真理，虽遇艰难波折，绝不退却。90年代末，我特意问过他，为什么那样坚持发表包括支持雷先生的那些观点，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毕竟是书生”。我体会佩之师的意思是书生不懂世事，又好讲个直理，乃至无所畏惧。另外，承毅生师哲嗣、克晟教授见告，在伯伦师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之后，毅生师特地去看望他，伯伦师向他说，大家对他的批判中，将他同章伯钧、罗隆基联系在一起，他想不通，表明他并没有理解政治运动是怎么回事。伯伦师和佩之师如此坚持学术观点，毅生师等那样笃重友情，是我们晚辈的楷模，他们留给南开史学同仁引以自豪的资源，坚持真理、独立思考的资源。南开史学能有今日之学界地位，岂偶然哉！岂偶然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再举行纪念毅生师、伯伦师、佩之师学术会议的原因所在吧！
我是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对于伯伦师关于中国历史的学问，在读大学时并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是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是文化形态史观论者。他在学术上受到学界尊重的情形，从80年代以来有升温的趋势。我读英人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中译本）的序言，见李氏讲他的研究情况，说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帮助，开列了一长串的名单，赫然列在第一位的就是伯伦师的大名，这就足以表明他崇高的学术地位。90年代见有学者研究《观察》杂志撰稿人的历史，推崇伯伦师；又读到江沛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2001年）一书，重新解读林同济和伯伦师的学术著作和观点。我早就想读伯伦师的著述，可是书不好找。现在好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西洋文化史纲要》《伯伦史学集》相继印行，捧读甚为方便，现就学习《中国的家族制度》《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文谈一点体会，集中在生态环境史和家族史两方面。
对于生态环境史，可以说我这一代人，以及现在的中青年，是刚从陌生状态中走出来，而在五十年前，伯伦师就做出研究贡献。伯伦师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文中，关注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他从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看到人为的破坏作用，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重建沟洫，植树造林，期望并认为“用科学方法大事建设与改造自然之后，整个环境应当远优于殷周之际听其自然的局面”。
具体地说，伯伦师从野生象的有无观察生态环境的变化。他从甲骨文中获知，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有大象，西周初年因战争的缘故，将中原的象驱赶到江南，到汉代，在浙江、福建、两广有象的生存，而江南象已经绝迹。他指出象的生存自然条件是：一需较多的林木，二需较大的雨量，三需较暖的气候。象在北方的绝迹，是失去了这样的生存条件。
伯伦师从古代农事季节早于后世来看生态环境的恶化。他研究《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篇》，发现先秦时代，夏历三月谷子出穗，四月收麦子，比现在早一个月收获，由此而认为这是气候微有不同造成的。伯伦师从商鞅变法的“开阡陌”“填沟洫”了解生态环境的恶化。气候之所以变，是用田间堤防的土把沟洫填满，耕地面积增加不少，当时这么做，也是因为战国时期林木被摧毁，雨量不足，可以不用沟洫。他认为战国时代的林木减少是农事变化的一大关键，致使麦子的收获季节推迟一个月，而且从此以往，林木摧毁日益严重，旱象成为“正常”的事。
对于森林的减少、气候的变迁，伯伦师敏锐地看到是人为的破坏作用，他说：“人力对于自然的摧毁，实在可怕。”抗战时期他生活在近乎亚热带的昆明，听到“前山炭，后山炭”的说法，即昆明的燃料为木炭，五十年前所烧的是前山木材制成的炭，如今前山已成童山，只有烧后山的炭了。这种破坏性的掠夺，只会造成半沙漠的后果，所以他又分析西北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与原因：“关中之地，直到唐代仍称沃土，但自中唐以下逐渐枯干，演成后日西北的近乎半沙漠状态。今日的西北，山上不只无树，少数的山连草也不能生。因为树已烧光之后，只有烧草。草也不济，冬天就到山上挖土中的草根，作为燃料。至此山坡的浮土全无保障，转年雨降，把浮土冲刷净光，剩下的岂仅是童山，简直是百分之百的石山，除青苔外，任何植物也不再生长。”他看得是多么透彻，如同亲历一般。我在河北农村两次参加“社教”，眼见农民到地里挖草根，做饭取暖，当时深深感到燃料缺乏的严重性，农民不这样做，别无他途，他们没有像伯伦师那样的思考——这是破坏生态环境，会造成恶性循环。
伯伦师不只是揭露生态环境的破坏，更重要的，也是他的着眼点，是在设法改善生态环境，使它恢复到比上古时代还要好的状况。他的办法有两个，一是造林，二是开沟渠。他痛心地讲到昆明“前山炭，后山炭”的破坏山林现状之后，指出“只知伐林而不知造林”会有不堪设想的恶果。他认为中央政府应“计划在中国的北边种植防沙林带，在内地也计划大规模植林，两种计划实现后，华北应当不难恢复三千年前的温湿环境。我们纵然不能希望再在此地猎象，其他的三千年前景物可能都再出现，华北的外观很可能要接近于今日的江南”。伦师抱着热切的希望，通过植树造林，改善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地开沟洫，是针对商鞅变法“开阡陌”“填沟洫”的，伯伦师看到沟洫填平，雨水无处宣泄，造成“立潦”的灾害，因而提出开挖沟洫，“为平坦的田，尤其是低洼的田，解除立潦的威胁”。
对于伯伦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我体会到两点：一是需要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一度为学术界所忽视，90年代以来已经重新开展，因为有所中断，今日研究者容易忽略先行者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极应注意避免的。伯伦师的研究业已相当深入，看他由大象的有无认识到气候的变化、农作物收获季节的推迟，不能不佩服他洞察历史的敏锐性和深邃性。至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有所中断，当与其时学习斯大林理论，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关，今日得以重新开展研究，是我们的幸运。另一个是感到伯伦师史学研究中的时代关怀和社会关怀，他绝对不是为史学而史学，他是为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而治学，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家族制度》一文（收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伯伦史学集》），发表于1937年，只有一万多字，而却概括出中国家族演变的线索和变化的原因。他从家庭人口的众寡增减，推论家族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家族的现在状况，而造成家庭人口变化的因素，是人们的人格观念——是家族的人，还是作为公民的人观念的变异。他的观点鲜明，有的见解在六七十年后仍很新鲜，他的学术贡献，我想在于：
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进程。伯伦师认为：“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渐衰微。汉代把已衰的古制又重新恢复，此后一直维持了二千年。”这个发展脉络虽然简略，但在今日依然是学术界的共识。
家族的属性。春秋以前的家族，“不只是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并且也是政治的机体，各国虽都具有统一国家的形态，但每一个大族可说是国家内的小国家”，而战国以来，政治机体的功能完全丧失，“专制君主所代表的国家可随意支配家族的命运了”。用后人研究的成果来说，战国以前是家国一体时代，家族和国家是不分的，所以是政治机体，而后，家族成为国家（即专制君主）的附庸。
家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更新。伯伦师认为商鞅变法削弱人们的家族意识，而提高国家意识。因为商鞅变法中，实行什五连坐法，使个人向国家负责，告奸成为公民训练，使大家族不再成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障碍。
丧服制和子孙繁衍观念是家族制度的两根台柱。伯伦师指出三年丧是丧制的中心，春秋末开始动摇，人们自动缩短守丧时间，而汉代以后重建家族制，再次强调孝道和三年丧，所以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带“孝”字，实行举孝廉、孝悌力田的政策，而这种唯孝主义在往后的二千年间成为人们的中心信仰。
伯伦师认为，战国时期各国都有人口过少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争，然而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其时大家族破裂，子孙繁衍观念随之微弱，特别是公民观念代替家族观念，小家庭感到多子女的累赘，为图个人方便，不愿多生子女，讲求节育方法，因此他说：“今日西洋各国所时尚的节制生育方法并非新事，战国时代的中国已有此风。”伯伦师特意介绍《汉书》所著录的八种房中术著作，得出下述结论：“房中术的主旨是既得性欲之乐，又免儿女之苦，对（战国）人口稀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今日李中清、王非著作《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向马尔萨斯人口论挑战，他们如若见到伯伦师的宏论，相信一定会如获至宝。仅在这里建议他们吸收伯伦师的意见，以增强论著的说服力。
对于家族未来，伯伦师提出问题，不作预测，希望从人们的实践中去加以认识，故而说：“家族制度，或大或小，是人类生活的必需条件。所以未来的中国到底采用如何形态的大家族或小家族制度，颇堪玩味。大小两制，各有利弊。两者我们都曾实行过，两者的苦头都曾尝过。我们在新的建国运动中，是否能尽量接受历史上的教训，去弊趋利；这种万全的路径，是否可能；大小两制是否可以调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日的人所极愿追究的，但恐怕只有未来的人才能解答。”对待大家族与小家庭的态度，需要认真研究，不可轻易作出判断，最重要的是看未来的实践。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客观态度，无疑是比较科学的，这才有益于社会的前进。
伯伦师关于家族史研究的学术遗产，在于对家族属性的确认，发展变化历程的探知，人们的社会观念（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对生育和人口再生产的影响，对家族历史和现状的评价。这些至今仍然不乏参考价值。
在煞笔之前，我想就文中说到的伯伦师、毅生师、佩之师等老师的共同之处再写几笔，主要是向他们学习“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问题。刘知几讲史家“三长”，我以为“才学识”中的“识”是灵魂，最重要，“识”的取得就在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我的老师之所以成为史学大师、史学名家，是因为他们莫不具有这种精神，无不在这种精神主导下甘于长期坐冷板凳。这种追求我想体现在：（1）勇于探索，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像伯伦师那样对中国历史作出自己有体系的说明；（2）不趋时，不媚俗，不人云亦云、追潮流，而是作出自己的探讨，并且敢于提出来讨论，不怕他人的非难和打击，如同佩之师所做的，一再向时尚之论发出质疑，正是这种精神，他才有马可·波罗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研究的巨大成就；（3）不迷信权威，对权威应当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不能由此而走向盲目崇拜，去揣摩、套搬权威的结论，甚至于词句；（4）历史学独立见解的提出，基础在于大量掌握历史材料，从材料中得出固有的结论，这就是毅生师、伯伦师和所有的老师总是强调占有史料的原因。
（2004年3月25日于顾真斋，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