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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天我进南开大学历史学系读书，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有，讲授明清史的郑毅生天挺师，历史文选的谢刚主国桢师，先秦史的王玉哲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杨翼骧师，隋唐宋元的杨佩之志玖师，近代史的来新夏师，现代史的魏宏运师；教我们世界史的有，世界上古史的雷海宗师，世界中古史的辜燮高师，世界近代史的杨生茂师，世界现代史的梁卓生师、陈文林师，亚洲史、印度史的吴廷璆师，还有讲授原始社会史、考古学通论的黎国彬师，等等。对历史学界稍微熟悉的人，看到这个名单，无疑会非常羡慕我们，竟有那么多的史学大师和名家为我们讲授基础课和选修课，是的，我们当时体会得自然不会深刻，不过仍然感到有这些老师是幸运的。
但我却未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会，由于我是相当木讷的人，一般不敢找老师作个别的请教，在大学四年中只去过两位老师家里，一次是1957年学生论文竞赛之后，我因提交的文章是佩之师评审的，所以就相关历史去向他求教。另一次是因为我做班长，应梁卓生师之招，到他家反映同学学习情况。那时有答疑制度，特别是在我入学的前两年实行得较好，我通常是利用这个时间去向老师请益。还有幸运的事，是我毕业后留校任中国古代史助教，旋即改为研究生，学习方向是中国古代史·明清史，师从毅生师，毕业后仍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分配我的教学任务是讲授五代至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受佩之师的指导，因而听了他的元史和土地制度史两门选修课。1964年系里成立土地制度史研究室，由佩之师负责，来新夏师、师兄陈振江教授（那时我们都是助教）和我为成员。这种经历使我同教我古代史的老师朝夕相处，同其他老师也是几十年的相知，今日回忆起来，固然有不少的往事素材，但是老师的道德文章更使我敬佩，比上本科时的朴素感受深刻得多，积淀于心，不吐不快，所以出版界张世林先生约我写学者逸事，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我正要写敬爱的老师啊，何不就此机会抒发出来！
王玉哲师同杨佩之师一样，做学问实实在在，发现很多，讲课也是平铺直叙，偶尔亦有插曲，据学兄何广中帮助回忆，一次王玉哲师说“死了！死了！”，是讲一个人说“有人死了”，别人就去围观，越聚人越多。这是老师批评闲人好凑热闹的恶俗。在讲课内容上，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是讲宗法制和封建制，他为说明大小宗关系，画出图表，清晰明了。他是西周封建论的主张者，运用《诗经》上“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一类资料，进行说明。还有他讲到甲骨文研究时，说到“四堂”的贡献，这“四堂”是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四堂”的概括，便利了我们的记忆。“文革”后不久，在长春开学术会讨论封建制的产生历史，王玉哲师成为健在的西周封建论的代表者。事后，与会的原《历史研究》主编田居俭研究员对我讲，同王先生接触，感到你们南开老师太实在，做学问扎实。王玉哲师在上古史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应有的赞扬。
1984年在昆明云南大学，听李珽教授讲，他同王玉哲先生、杨志玖先生等是研究生时同学，他们那时背诵大部头史书，王先生背许慎《说文解字》，可见王玉哲师学术功力之深厚了。王玉哲师偶尔在我们学生们面前说点学林掌故，如说西南联大时北大历史研究所，由傅斯年教授担任所长，郑毅生师任副所长，“傅”“郑”谐音是“副”“正”，故而大家说“傅（副）所长是正所长，郑（正）所长是副所长”。我们听了印象非常深。我们的老师大多不苟言笑，王玉哲师、佩之师和毅生师尤其如此，王玉哲师偶而的掌故之谈，增加了师生的深厚感情。
王玉哲师和我的其他老师一样外表严肃，然而面貌慈祥，和蔼可亲，根本不会让人产生拒人于门外之感。我初上王玉哲师课的时候，抱有一种希望，能够听到关于“钻木取火”“盘古开天”“神农尝百草”等神话传说的民俗学解释，可是关于这类传说，王玉哲师在课堂上一句未提，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是传说不屑一顾吗？我想中小学历史课不能揭示这类传说，大学需要深入讲一讲吧。不仅王玉哲师不讲，现在的教师也不讲，所以总是存在一个问题。一次我同克晟兄闲话，说到此事，他说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教师集体备课，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讲授，不能超出规定去讲。一席话，将我的疑难解决了。由此理解王玉哲师当时讲课的难处，对他们传授扎扎实实的知识更增加了感激之情。
谢刚主国桢师为我们讲授历史文选课，开课不久，他说：“太史公，迟之久矣。”“迟”有多解，究竟他要说什么意思，没有讲，意在让我们动脑筋，努力求知吧？他在讲课之中不时向同学提出问题，有一次问“田齐”，一位同学不知道是指战国田氏代齐的故事，由于出生农村，回答说是整齐田间道路。大约上了四五周的课，一次上课开始，突然让同学标点一段古文，今日回忆似乎是《史记·项羽本纪》上的，也没有说是作业，只是收了卷子。下一次上课，将同学们分为甲乙两班，分别讲授，所讲内容难易不一，原来他是作测验，以便根据同学的古文程度分班。这个方法的实行，程度较高的同学受益更多。到90年代后期读学兄姜纬堂纪念刚主师的文章，始知是他向刚主师反映同学古文水平参差不齐，问如何满足不同程度同学的要求，刚主师遂决定采用通过测验分班授课的办法。姜纬堂学兄说他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竟向老师提出问题，而刚主师容纳同学建议，因材施教，一心希望同学学业水平的提高，真是费尽苦心。
刚主师的讲授，主要是疏通文意，由于他广博学识，讲解得透彻深刻，我们提高了古文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同时他讲的篇目较多，无形中使我们增加了许多历史知识，如学江统的《徙戎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字，牢记在心，虽然后来知道这句话并非首次出现于《徙戎论》，但是我是首先从刚主师课堂上得知的。刚主师讲课，有时讲着讲着自己笑起来，而同学尚无反映，这大约是讲到会心处了，同学一时还没有理解。他有时边讲课，边整理裤腰带。这些动作，使同学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确实是这样，许多同学爱到他的家里求教，有时在课间休息时同学围着他交谈，亦表现出来。
辜燮高师给我们讲授世界近代史，讲课时，不时地画出地图，地理方位一目了然，课堂上便于接受，其他老师很少画地图，就是历史地理的挂图也几乎没有，因此我对辜燮高师画地图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时我也多少懂得画图是技术，但并不真知，及至自己讲课，需要画图时，而自身没有这个本事，更感到辜燮高师教学特点的可敬。辜燮高师40年代末留学英国归来，是英国史专家，1957年“反右”中有不幸的遭遇，“文革”中自不必说再次被批斗了，所以他的才能总受着压抑，系里的人也不尽了解，于是从上到下多不以为意。
1982秋天，学术界在北戴河开英国史研讨会，这个会议的结束，是清史会的召开，会场在同一个地点，我是出席清史会的，因为要参与会务所以早到两天，正是英国史研讨会的尾声，不时见到青年学者向辜燮高师求教，甚为尊重，我的同事李宪庆也看到这一现象，就向别的同事道及，表示惋惜。“自家人不识自家人”，诚堪叹息！如今辜燮高师健在，是历史学院教工年龄最长者，尤宜特别敬重。
在给我们讲课的有教授、副教授学衔的老师中，黎国彬师年轻，不过三十五六岁，是我们的一位“崇拜偶像”。他衣着合体，衣料不一定怎么好，然而给人高雅的感觉；走路时，夹着讲义夹，速度略微缓慢，显得沉稳和有风度；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能笔译德语、西班牙语、越语、马来语和拉丁语等语种著述，所学的专业是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在云南作过社会经济、地理环境、语音和民俗的调查，为我们开设的是原始社会史、考古学通论，我们还知道他开过人类学通论、中国地理总论等课，也就是说学的是理科，教的是文科，而课程又多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的课程，知识面非常广，自然引起同学的仰慕。
1956年“向科学进军”热潮掀起之后，学生向往成为专家学者，更敬爱知识渊博的老师。1957年春天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自发地去拜访他，如同本文开篇所说，我因性格木讷并没有去，但同学们写的访问记刊载在《人民南开》上，我是认真阅读的。文章的标题记不清了，似乎有“杂家”二字，以此盛赞黎国彬师的学问渊博。同学们讲老师是“杂家”完全是仰慕的意思，可是“杂家”是什么样的词汇，是褒是贬，可能理解不一，黎国彬师不欣赏它，认为是“江湖派”的同义语，因此常说，“我虽是‘江湖’，但不卖假药”。就我们学生来说，对黎国彬师是敬爱有加，想不到“江湖”那里！系主任毅生师对青年教师说：“黎先生这个‘杂家’是个真正的杂家，你们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就找黎先生。”很可能他是以有这样的同事而高兴和自豪。
黎国彬师为人清高自爱，有难事总是自身克服，校系和同事、学生知道了，伸出援手，他是绝对的谢绝。今年他八十大寿，大家发自内心地想给他做寿，出版纪念学术论文集，在他无论如何不接受的情况下，未能实现。不了解黎国彬师的人以为他“孤独”，他也说欣赏“孤独”，但是他对人绝不冷漠，而是相当热情，从他对教学的执着和对学生的关怀充分地表现出来。近二十年来黎国彬师主要给研究生讲授英语精读课程，每周两次，特别认真地给学生批改作业，受教者莫不有较大的提高。耄耋老者，仍在讲坛上耕耘，在今日的高等学校中已是屈指可数的了，我们怎么能不佩服他！
黎国彬师做学问极其认真，英文笔译是那么好，所以南开大学学报、历史系出版物的英文目录，都是请他翻译或审订，这就涉及到各种知识和专有名词，黎国彬师在译作上力求准确无误，常常向论文作者了解文章内容和专门名词的确切含义，我就不只一次被他问过，有时还问及他人的文章，如此精益求精的审慎态度，译作怎么能不是高质量的呢！
我们怕打搅黎国彬师，不去他家请安，但是因为他课程多，常能在教学楼见到，遂顺便问候。2000年6月一个下午的课后，陈振江兄、张伟伟博士和我看他走出楼门，趋前问好，闲谈中，见老师满头秀发，不禁想起1960年时老师头发脱落，因问怎么复生的，他说当时去医院诊治，医生把他作为特殊病例向人讲解，他认为有辱人格，决心不求医生，自己设法治疗，就大量地翻阅医书，知道脱发的原因有三种，即神经衰弱、内分泌失调和病变。他分析个人的状况，应当是神经衰弱所致，于是就此自我改善，注意休息，洗冷水浴，常梳头，结果就好了，头发再生了。接着他主动讲了自我治疗牛皮癖的方法和经过，并得出结论：自己应当学会如何对自身进行保健，不可轻信医生。这真是至理名言！黎国彬师在做学问以及生活上，处处独立思考，我们学之不尽。
有关其他给我们上课老师的道德文章，我还想一一写来，但是篇幅已然太长，只好待诸异日弥补了。在煞笔之前，我想就我的老师们的共同之处再写几笔。
一、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刘知几讲史家“三长”——“才学识”，我以为“识”是灵魂，最重要。“识”的取得就在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我的老师们之所以成为史学大师、史学名家，莫不是因为他们具有这种精神，无不是在这种精神主导下，长期坐冷板凳取得的。我认为这种追求体现在：（1）勇于探索，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像雷海宗师那样对中国历史作出自己有体系的说明。（2）不趋时，不媚俗，不人云亦云追潮流，而是作出自己的探讨，并且敢于提出来讨论，不怕他人的非难和打击。如佩之师所做的，一再向时尚之论发出质疑，正是这种精神才有马可·波罗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研究的巨大成就；像杨翼骧师，甘于寂寞，爬梳史学史史料，造福学术界。（3）不迷信权威，对权威应当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不能由此而走向盲目崇拜，去揣摩套搬权威的结论甚至于词句。（4）历史学的独立见解的提出，基础在于大量掌握历史材料，从材料中得出固有的结论，这就是毅生师、雷海宗师和所有的老师总是强调占有史料的原因，这就是傅斯年赞扬毅生师所说的：“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
二、求真的学风。在史学研究的学派分野中，我以为我的老师大多属于实证史学派，或者至少可以说多出身于这种学派。由于重视材料的搜求，我的老师大多有资料卡片柜，搜集不到相应的资料是不会为文的，如同来新夏师所说，写文章，不积累五百张卡片，不能动笔，这大约就是实证史学的一种表现吧。这个学派的特点是：（1）重视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企求从中获知历史的真相，就是所说的“求真”。（2）为此重视新材料的搜求，向档案文献、向考古发现资料，作田野调查，等等。（3）写作态度严肃，不轻易下笔，因之作品不一定很多，不可能写得非常快，然而所作皆篇篇为言之有物之作。（4）不作哗众取宠之论，不以新奇可喜之说误人。（5）努力处理好求真与求用的关系，将学术研究与政治理念分开，反对以学术研究来图解时令政策。
三、君子风范。做学问谦谨，虚怀若谷，前进不辍；为人谦和，待人以诚，未尝见疾言厉色；自重自爱，以高标准的道德文章自律；学生咸尊为师表，永志于怀。
我在本文写作中与一些学友讨论过，特别感谢他们提供的素材。然而写出来的，容或有不准确的地方，热诚欢迎师友教正。
（此文写于2000年10月30日。原文中还写到郑毅生师、雷海宗师、吴廷璆师、杨志玖师、杨翼骧师、杨生茂师的教学与为人，后因以单独成文的形式，收入诸位先生的纪念文集之中，亦收入本卷之中，故本文不再保留这些内容。因约稿方面出变故，原文未刊出，后在《天津社联通讯》披露。2019年1月25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