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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当然是由其自身因素决定的，也还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清朝政府法令对社会生活起着规范性的作用，清朝政府关于等级的法令和礼制，设立族正，给予宗族部分司法权的法令，旌表孝义节烈的政策；给义庄、善堂创建人的优免权与财产稳定权的法令，存留养亲法的制定与实行，丧制中体现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规定，以及肯定家长的不完全的杀子权，都是支持与稳定等级、宗族、家庭结构的。本来，父家长制是君主专制的基础，皇权是家长权力的扩延。皇权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巩固，不能不极力支持宗族、家长的权力。所以，只要有君主制，宗族权力、家长权力就衰落不了。清朝政府关于生活方式方面的法令，规定和改变民间衣食住行的习俗和文化娱乐的趋向，如剃发也成了汉人男子的习惯。前面说过，剃发中始终有斗争，但大多数汉人剃发后，把剃发看作当然的事，晚清革命党人反对剃发，很多人不理解，留学生出国剪发，回国戴假辫子，被人视为假洋鬼子。剃发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标志，成了民族象征。东北的汉族女子学习满人服饰尤甚，“盘头窄袖而不裹足”。在清代，汉人吸收一些满人文化，是极自然的事情，并不管这种文化是否为先进文明。
社会上层的风尚对社会下层的生活起着向导的作用。社会上层有经济条件和精力去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局部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新鲜的、高档的物品总是他们开始受用的。清人的衣着向华丽方向变化，在北京，官员富贾中流行的服色，康熙中是一个样子，到乾隆末年大变样。如皮衣，从一般羊皮，变为狐铅、天马、猞猁狲，再变为骨种羊、草上霜。江南也是这样，有经济条件的人舍弃棉布，改为绫罗，鞋袜原来是家里做的，后来也要到市场上购买式样新鲜的。食品方面，前已说过乾隆时北京流行吃填鸭，在外省的巡抚就有人专门雇工喂养填鸭，以便食用。食物器具方面，嘉庆时内府卖出一批瓷器，于是京师富人宴客，器皿精致，美食又加了美器。西洋货进口，首先使用的是皇室、贵胄、官僚，乾隆时大学士傅恒家里“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上层的趋向很快影响到下层，特别是有经济条件的人。如江南上层人士宴客，原来是十几道莱，后来二三十味才算丰盛。暴发户请客，更其豪华，往往比达官贵人的高出一倍，以显示他的富有。衣着上也是这样，上层人士争奇斗艳，下层人士跟着学习，所谓“贾竖贱役亦曳缟履丝，以夸耀于闾里”。雍正帝赐给大学士张廷玉一副春联，词为“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张家年年用其词作门联，后来官民袭用，希望都能达到张家的荣耀地位。下层人士的学习，一个重要原因是希冀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与上层人士等同。如果有的人坚持原来的生活方式，疏衣素食，会被人指为吝啬、守旧，遭到讥讽。
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的水平及变化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从而规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崇尚及其演变。在农业生产的条件下，人基本上离不开家园，只能听命于宗族、家长的治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劳动力过剩，又是笨重的体力劳动，女子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只能依附于男子。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手工业产品极不丰富，商业在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是康熙中期以后，特别是乾嘉道时期，工商业又有所发展。人们就在这种物质基础上进行消费，并随着生产情况的改变追求新产品，改变与丰富娱乐生活。同时，某些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如苏州祠神的热潮，与商人去五通神庙许愿，祈求保佑发财不无关系。再如北京广宁门（广安门）外财神庙“报赛最盛”，每年正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倾城往祀，商贾妓女尤伙”。善男信女游人之多，也反映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茶馆业的兴旺，固然是适应了人们消遣的愿望，同时茶馆成了恰谈商业、交流情报，商人打官司、排解纠纷的场所，兴起有它的必然性。又如东北宁古塔地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活跃，人们改变狩猎生活，服饰的质料、形式都变化了。眼见这种改进的人说：“只今风俗变，一一比皇畿。”
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引起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些微变化。明朝以来，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传播速度加快。耶稣教的传入，由明朝的极少数人信仰，发展到清代的成千上万人。中国穷乡僻壤的民众，在传教士所到之处也信起上帝来，并把它加以改造，与拜祖宗结合起来。洪秀全更根据它的某些教义和形式，组织起拜上帝会，借以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一个时期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传了进来，中国个别士大夫，如冯桂芬，把它同儒家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主张学习西方慈善事业，在中国兴办善济院、教养院、习艺所，收养、教育贫穷无告者、乞丐、妓女。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其势力所及的地方，企图利用“慈善”事业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希望占领这个阵地，以与侵略势力对抗。如同治间，江苏省苏松太道沈琛，“以华人子女被洋人收买为虑”，下令所属各府州县兴办育婴堂。这就使该地区的育婴堂建设从单纯的保护婴儿慈善性质，进而具有同西方殖民势力作斗争的性质。西洋的一些用品传到中国，如钟表、洋灯、眼镜、西洋膏药等，成为时髦的东西，为社会上层人士所追求。鸦片的大量输入，使得中国从上到下的一群人成为烟鬼。鸦片烟的嗜好，对清朝是严重的祸害。
社会生活自身的传统因素。清代社会生活，就其内容讲，许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如元旦、元宵、清明、端午、冬至等时令节日，宗族、家庭组织，等级结构，服饰发型，春祈秋赛，养优伶等，有的基本上还是历史的面貌。这种状况，不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很难破坏的，它要牢固地在下一个时代生存。比如缠足，如果说自五代发生，两宋兴起，至清代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乃至清初统治者下令改变而未能成功。当时汉人也有主张天足的。左都御史王熙就令家属放足，并上奏疏说明此事，然而遭到攻击，奏章被人视为笑料，以为奏议谈这个内容是荒唐的。在这种裹足传统面前，禁止缠足的命令终归失败。缠足之事，本可借助清朝禁令解决，之所以未能实现，就是传统因素的力量在起作用。他如门第、尊祖敬宗、男尊女卑、主仆名分等传统意识，被视为天经地义，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前代的民俗清代保留下来，成了清代的民俗。清代的风俗很多来自前代，体现了民俗的传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