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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上述社会现象与其他历史现象，就可以发现诸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影响，它们在历史整体中的地位及发展变化，可以看到社会生活在清代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1.民族的生活习俗在一定条件下规定和影响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影响清朝统一中国的进程
前面说到清人的服装发式遵从满人习惯。这是一场流血战争的结果，这样说，还不是空泛地指清朝入关统一的战争，而是指为服装发型的形式而进行的战争，也即因民族生活习惯的冲突而导致的战争。
满人的发型是“小顶辫发”，即剃去头颅前半部头发，而在脑后梳辫子，明代汉人发式是“大顶挽髻”。两个民族的发型以剃发和束发为各自的特征。满人衣服紧身窄袖，汉人的宽长肥大。满汉两族各有自己的发式服制。
清军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入关之初，就宣布剃发易衣冠的法令，强迫汉人遵行满人服饰发型制度，从而在生活领域中产生满汉矛盾。同年，清政府发出圈地令，允许满洲贵族和将士抢占汉人土地，在经济领域制造民族矛盾。接着投充、逃人问题严重起来，又为满汉矛盾增添政治、经济内容。在对待汉官问题上，清朝政府也采取歧视政策。在清朝入关之初，满汉矛盾体现在多方面，并不只是在生活习俗一点上。
汉人强烈反对满人皇帝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政府不作大幅度改变，但剃发令在推行不到一个月即予取消。可是，第二年六月，在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后又重新宣布剃发易服令，而且执行坚决，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以死威胁汉人。出乎清朝的意料，汉人以“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坚定态度予以反对。江南原来降清的地方，以此奋起反抗，乃有江阴抗清、嘉定三屠等著名历史事件的产生。换句话说，没有第二次剃发易服令，就没有那样激烈的江南民众的抗清斗争。抗清是逼出来的，其原因就在发式衣冠的改变，触动了每一个汉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汉人认为发肤是父母所生，剃发就是忘掉祖先，就不配做人，所以竭力保护。
清军入关一年的时间，就击败了当时主要军事集团李自成大顺军和福王弘光政权，而后来统一西南，消灭永历政权等势力却用了十六七年的时间，其原因就在于清朝坚持以剃发易服为投降条件，从而影响汉人的投降。顺治十一年（1654）清朝对郑成功诱降，以剃发作条件，遭到拒绝。康熙元年（1662）郑经嗣位，表示臣服清朝，以“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为交换条件，清朝未加允许，故郑氏集团又独立了一段时间。实行剃发易服令，推迟了清朝统一中国进程，可见它对清代历史的影响。
在清初，有几种社会矛盾，满汉矛盾是其一，此外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农民军余部与明朝残余势力的矛盾等。满汉矛盾的诸项内容中，圈地、投充、逃人、歧视汉官等内容都未引起大的社会反响，唯有剃发易服的推行与否造成社会变化最大。所以当时的满汉民族矛盾以剃发易服为主要内容。综观清初诸种社会矛盾，在清军入关至消灭弘光政权的一年中，由于剃发令的取消，民族矛盾的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清朝的向西、向南进军，这时的清朝尚未占领的地区，社会矛盾仍以造反者与明朝残余政权的矛盾为主，满汉民族矛盾居次要地位。史可法要求与多尔衮共同问罪秦中，就是这种矛盾为主的表现。第二次剃发易服令宣布后，形势大变，激起汉人的强烈反对。农民军余部与南明势力合作抗清，就是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其中关键的变化就在剃发易服令的实行。所以满汉民族矛盾地位的升降取决于剃发易服令的实行与否。剃发易服成为清初满汉矛盾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因素，也即影响清初历史进程的社会要素。
清初以后，汉人接受了满人服式发型，但它仍然是满汉矛盾的一个敏感性内容，汉人因此而陷入文字狱的不乏其例。太平天国以蓄发作为反清标志，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下令留发剪辫子，表明有清一代满汉在发型上都有斗争，不过后来没有清初那样激烈。
服饰发型似乎是生活小事，无关历史发展的宏旨，然而清初的剃发易服竟然造成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的历史事件，竟然规定和影响社会矛盾的变化，竟然影响清朝统一的进程，成为重大的历史变化的因素，是不可不加以重视的。应当把它同当时历史的其他现象联系起来做统一的考察，给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其实，发式服饰不只是在清初起作用，孔子早就讲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都有发型服饰引起的斗争。需要把它们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来考察。
还需要指出，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社会，不同民族生活习俗的冲突是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它比在汉人统治的朝代中所起的作用要大。
2.清代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宗族组织，与政权结合，强化对民间的管理，调节社会矛盾，模糊阶级界限，稳定封建的农村经济结构，是造成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宗族、家庭内，宗祠对族户，长辈对晚辈，父家长对家属，丈夫对妻子，层层管辖；国家从中央到州县都用保甲系统加以统治，使民人处在“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网络之中，无法逃脱政府控制。人民稍有越轨行为，首先遇到家法、宗法的处置，接着是国法的惩治，民人若想干出“犯上作乱”的事，就不能不想到宗祠的惩罚和送官审判，以及国法的株连父母妻子。所以宗族结构坚固的地方，族人本身不敢违犯宗规国法，也不会结交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使得聚族而居的家族地区“奸伪无所托足”。
宗族、家庭进行宗法伦理教育，举行祭祖活动，宣扬尊祖敬宗、孝顺父母、和睦宗族、整肃闺门、厚待姻党、善御下人等思想，用血缘关系抹杀人们政治生活上的不同地位。有的宗族有赡田、祭田、义庄田等公共经济，在族内实行赈济，援助鳏寡孤独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有的举办宗族义学，帮助贫寒子弟读书。宗族经济上的互助，是富人以赡田、义庄的公有性，掩盖族人财富占有不平均的事实。同时，宗法维护族人土地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惩办侵犯它的族人。所以宗族一方面维护现存的贫富不均状况，同时以互助救济形式资助贫穷族人，冲淡内部贫富对立、等级差异。宗族经济起了调节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清朝宗室贵族在贵胄、官员结构中，处于异姓贵族和品官无法比拟的显赫地位。他们参加并控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建立和巩固清朝的统一政权中起了重大作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废除后，他们出任军机大臣等重要职务。直到清末，他们仍执掌政治、军事、外交大权，最后乃有宗社党出现，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爱新觉罗氏政权。有人认为清代政治呈现出宗室贵族家天下的某种色彩，是有一定道理的。宗室贵族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政治活动，巩固和强化了清朝政权。
平民等级中，包括富有的地主、大商人，小有生产资料和财产的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者，也有贫穷的佃农、雇工。这里有本来是主佃关系、东伙关系的社会对立阶层，但国家以法律条文上的一视同仁，冲淡或抹杀了它们间的差别，充当了社会矛盾“调和”者的角色，减少社会冲突。
清代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局部变化，如多数雇工跻身于良人行列，提高了地位；乐户、堕民、丐户、疍户、世仆、伴当等贱民，从法令上得到解放，有了脱离贱籍的可能。雇工人和贱民的变化，趋势是社会低层的人向高处走，没有人格的人在减少。从社会结构上看，这是一种进步。乐户、堕民等的解放，经历了清朝二百多年的过程，这个变革来得很不容易。
社会结构有些微的变动，但总的情形却是稳定性占主导地位。从皇帝到贱民的森严的等级结构，中国进入帝制社会以来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形，只不过不同时期某个等级强大一些或弱小一些，贱民中有些人消失了，有些人又产生了。宗族结构也是这样。清代缺少像东汉魏晋南北朝那样的豪宗巨室，但宋元以来的祠堂制度，至清代最完善。宗族、家庭、等级制度又结合在一起，家长与家属是不同“等级”，宗族、尊长、富贵者与卑幼、贫贱者也是不同“等级”，宗族的祭祀实行议功议贵的原则，富贵的亡灵进享堂，贫贱的亡灵只能向隅而泣。死去的祖宗也被人为地分成等第，宗族、家庭、政治身份三者一起维持君主制度的等级制度。
总之，清代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事实上有利于清政权的巩固。被压迫的社会力量难于成功地反抗统治者，新的社会力量难于出头，社会因而很难前进。
3.清代女子比前代受到更系统更具体的社会压抑，她们的创造力受到严重的束缚，这也是形成清代社会不能较快发展的一个原因
清代女子生来就有两种灾难在等待着她们。一是出世就可能被淹死。在贫穷家庭，由于养不活，或者怕将来出嫁时无钱办嫁妆，或者希望尽快再生男孩（有婴儿哺乳影响迅速受孕），因而溺死女婴是普遍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尤其流行。清朝地方官屡加禁止，有的地方建立育婴堂收养女婴，然而民众经济贫困状况不能改变，溺女就成为不可能根绝的现象。再一种是缠足。裹足是童年开始的事情，它摧残幼女的身心。满人女子“修头不修脚”，是天足，清初禁止缠足。汉人忸于积习，要求弛禁，裹足如故。缠足盛行于北方，南方有些地区天足。当时人以莲足为美，更重要的是以之为女德，大家闺秀、夫人一定要三寸金莲，否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而一些地方又不许婢女、下人缠足。裹足本来是对女子的摧残，但却以此区分贵贱。事情的无理乃至于此！清代中后期颇有文人反对缠足的，钱泳以民族体质、国家兴亡为重，主张天足。太平天国实行放足。清末出现许多戒缠足会，鼓吹天足。裹脚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君主制度下夫权的产物。
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令女子落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任人摆布的地位，她们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包办婚姻使得多少女子过着终生没有夫妻感情的生活，也使多少女子落入不道德的男女关系中。婚姻的买卖实质，使女子成为男子的财产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男子可以把妻子当作财物出卖和典出。在灾荒之年，卖妻的记载不绝于书。天灾人祸之下，卖妻的男子也是不幸的，但是他将部分的不幸转嫁到女子身上，妇女实是处于灾难的深渊。
丈夫死了，还在支配妻子。社会、宗族、家庭要求她守寡，许多宗谱规定，对族人的再嫁妻，书写上不写应写的“配”字，而写“纳”字，形同侧室，以示贬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清朝依然流行，清朝政府实行旌表寡妇措施，贞节坊矗立于各个城市，这实在是妇女非人生活的标志。事实上，由于生存问题，贫穷寡妇再嫁的很多，而有钱之家就守寡的多。还有类似寡妇的贞女。订婚而未成亲，未婚夫亡，守志不嫁。清人对此有两种看法，一主守贞，一主另配。清政府从维护男女名分出发，基本上支持守贞，予以表彰。由守贞而又发展为“慕清”，即青年女子愿为原来没有关系的已亡故的未婚青年男子之妻，以此不再出嫁。女子婚姻的不幸，迫使一部分女子以此逃避婚姻和家庭生活。这是清朝所特有的现象，在广东的一些地方比较流行。“男主于外，女主于内”，女子不能干预家庭外部事务，缺乏家政管理权。“女子无才便是德”，以一切听从丈夫支配为美德。政权、族权、夫权结合为一体，通过法律、旌表、赈济、舆论等手段，强化了对妇女的统治。
女子处在沉重的压迫之下，也表现出反抗的情绪，在一定条件下投入反对君主统治的斗争。像王伦起义中的乌三娘是一员战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的王聪儿充当了一支主力军的首领，天理教起义首脑李文成的妻女血战到最后时刻，太平天国军中有女兵，清末更涌现出鉴湖女侠秋瑾。这些是巾帼英雄。这是极少数女子的行动。就清代整个历史看，将近人口二分之一的女子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宗族权力之外，甚至在家政之外。她们的聪明才智受到极大的压抑，无从发挥。一半的人不能施展创造力，怎么能使社会生气蓬勃、欣欣向上？
4.从清人的社会生活里可以看出清人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谨小慎微、愚昧迷信、墨守成规，人们处于无谓的奔忙中，无益于新事物的发展
清人的交往关系中极讲究礼仪，家庭中要晨昏定省，宗祠中依时祭祖，朔望宣讲宗规族约。官员、官民均相见以礼，官员出行清道，平民见绅衿避于路旁。倘若绅士为挑担的樵夫让道，则被传为美谈。时令节日、家庆日，亲友互相祝贺，依例送礼，送往迎来也要尽礼。一切依礼办事，人们害怕失礼。礼是君主制度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的总规范，明定了君臣、父子、夫妻、主仆等礼节。各种人的衣食住行、丧葬嫁娶的制度、祭祀鬼神的制度，是等级的规范和标志。人一错了礼法，或者被政府议处，或者被人议论耻笑，难于做人，难于在社会上正常生存，人们怎么不怕失礼呢？渗透于各个领域的繁文缛礼，令人缩手缩脚、谨小慎微。
清人在生活中惧怕鬼神。国有大事，皇帝要祭告天地祖宗。民间之事也是这样，娶妻要三日庙见，新娘才算得到祖宗认可，真正成了夫家的人。清人有停丧不葬的恶俗，迷信风水，认为要找到好的墓穴才能下葬，以利子孙后世。人们信奉的神不知有多少，除了佛祖老君，有各种自然神，日、月、星辰一大群。雍正中造风、云、雷、雨四神坛，“以备祈祷”。民间求雨，抬着泥塑的龙王游街，朝廷则命大臣到庙里（如北京的黑龙坛）进香。各种物件也有神，城市有城隍庙，乡村有土地庙，这两种庙宇在民间具有很大权威。读书人信纸神，不敢糟蹋字纸，怕圣人怪罪，进不了学，得不到功名。灯火有灯神，熄灯有一定方式，怕得罪了灯神，引起回禄之灾。
清代读书人迂腐的多，抱着功名不放是表现之一。年过花甲犹是童生，古稀秀才尚进考场，都被视为美事。再一种表现是行事迂拙，泥古不化，子曰学而时习之外没有新知识。对于忠孝节义，往往身体力行，宣扬不遗余力。
清代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笃信神鬼、礼尚往来、愚迂处世的社会风气，反映出人们的思想是禁锢的，手脚是被束缚的，做人行事处处小心在意，不敢做出格的事，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至于改天换地、变革现实的作风和思想，则更是不可能为人所喜了。既然如此，清代社会怎么可能急速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