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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都处在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组织中，普遍地生活在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组织在宗族祠堂里，在政治上人们还普遍过着等级生活。
清代平民的家庭由父子两代或祖孙三代构成，同一父亲的两个或多个成年男子通常是分家。贵族、官僚和有钱人的家庭结构与此不同，它往往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所谓大的家庭结构是指后一种人的，平民的家庭构成不太复杂。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多种关系，即父子、夫妻、祖孙等关系，稍大或大家庭尚有兄弟、叔侄、婆媳、姑嫂、妯娌等关系。家庭以男性成年人为家长，在夫妻、父子关系中，作为夫、父的家长有比他人为多的权力，家庭经济主要由家长创造和掌握。女子除进行家务劳动外，南方的多半参加农业生产。在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女子的纺织足供个人的生活。女子还作为生育工具，她们的生活是操劳而艰辛的。富贵家庭的妇女不从事生产，但是“别内外”的规条对她们又是无形的桎梏。家庭财产由男性成员继承，寡妇要由丈夫家族为其立后才有继承权，女儿对娘家财产一般情形无权染指，所以财产继承上也体现出重男轻女的原则。由婚姻而有夫妇，才形成家庭。清人的婚配原则既重门第又重财产，不过更重视后者，唯在良贱通婚上禁忌甚严。女方争索财礼，而男方又要陪嫁。婚姻仪式按礼法规定，非常繁琐，铺张浪费，影响男女双方的家庭经济。平民家庭多是一夫一妻，富贵者则广肆纳妾。清代夫妻关系不管感情如何，比较稳定，很少有离异的。家庭中人们地位的不同，很容易形成各种不协调，而以家长与属员的矛盾为主，具体表现为父子、夫妻、婆媳、妯娌的冲突。
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的家族有几十人、几百人以至几千人，北方也有这种情况，但少一些。聚族而居的宗族，常常建立它的组织——祠堂。宗祠内包含同一祖先的各派子孙，是未出五服的血缘近亲和出五服的亲属的联合，而基础则是宗族成员的家庭。祠堂有族长、族副等一套组织机构，大家族尤其完整。宗族制定宗规家训，规定族人的职业、族人对宗祠的义务、家长的理家权，以及族人的其他行为准则；它经常实行对族人的宗法的、伦理的教育，审理族人内部纠纷，处罚族人，拥有向政府的送审权。有个时期，法令甚至允许宗族处死族人，俨然是一级政权。宗族内部，族长和有政治身份的人掌握祠堂，与一般成员产生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族人间也有财产纠葛。祠堂与外部的矛盾也很多。不同宗族间的纠纷，使社会上生出许多案件、械斗。
清人在政治、法律上的地位很不平等，形成下述的种种等第：
皇帝。臣民之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清朝由于实行军机处制度，使作为幕僚长的军机大臣部分取代准宰相的大学士权力，进一步削弱了相权，使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贵族。内分宗室贵族与异姓贵族两种。宗室贵族除有世爵、赐田、八议中的议亲等权力外，政治地位又比历朝的上升。清代宗室封爵为十二等，前九等是超品级的，第十等与一品官的大学士等同，第七等与异姓公爵同品级，其地位远远高于民公与官僚。异姓贵族自三藩叛乱之后没有王爵，由因公而封的公爵以下世职组成，享有八议及恩荫等特权。
官僚。由现任文武官员组成，内部可分三品以上的大僚、四五品的中级官员、六品以下的下级官员三个层次，他们有着不同的优免权、赠封权、司法诉讼上的特权、执行公务与处理部民纠纷上的特权。大臣还有恩荫权。
绅衿。由退职的官员和有功名的进士、举贡生监组成。享有免役权、司法诉讼上的特权，还有不成文的、习惯上的特权，如干预地方政治的权力。
平民。包括没有政治身份的地主、商人、自耕农、佃农、手工业者、僧道，处于良人地位，他们的财产及与他人形成的生产关系受法规保护，同时有纳税应役的义务。这中间的佃农，实际地位原低于地主，雍正年间制定禁止地主擅责佃农的法令，他们的地位有所上升。
雇工人。被绅士、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及佃农雇用的农业、手工业工人，原来的地位介于良人和贱民之间，经过乾隆年间的改制，凡与雇主平等相称、同坐共食的升为良人，主仆相称的仍为雇工人。于是绅士等有身份的雇主的雇工政治身份低，雇主身份一般，其雇工身份就高。
贱民。其中的奴婢，有卖身的，有家生的，有投靠的，主要从事家内劳动。他们是主人的财产，受主人人身控制，不能告主、叛主，政府不允许任意杀害他们，但他们的主人可以根据本身的政治权力减轻杀害罪，所以他们的生命并无保障。教坊司乐户是官奴婢，山西、陕西的乐户，绍兴府、宁波府的堕民，苏州府的丐户，广东的疍户，由前代官府规定或地方恶势力长期奴役而形成，从事贱业，同于乐户；宁国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当，也是长期形成的贱民，附属于主家。这些贱民在雍正年间开豁为良，唯和声署取代了教坊司，乐户得以从良，其他贱民由于改变职业的困难，仍处于贱民地位。此外，政府的皂隶也属于贱民。贱民不能同良人通婚，不得读书入仕。他们没有人格，没有政治权力。
人们组织在家庭之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初级的社会群体。由不同类型的家庭组成各种社会等级，等级是封建时代的主要社会结构。同一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宗族，也把人分为庶族的、望族的不同等第，影响人的生活。家庭、宗族、等级是清代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人们生活在这些结构之中。
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社会史的研究内容，但物质生活的规制、崇尚及其变化却是社会史的考察对象。
服饰方面。清朝像历代王朝一样有一套定制，天子、贵族、官僚、士人、平民、贱民各有规定的服装及装饰品，用料、颜色、刺绣、饰物均依政治身份而有差别，是所谓“重名器、别贵贱”。清代由于是满族当政，改变了明朝汉人服饰，而推行满装，其中官员的特点可用“孔雀翎、马蹄袖”来表明。服饰既然表示人的身份，任何一个等级的人都想改变自身的服制规格，使用高于自身等级的服饰，所以经常出现服饰违制的事。清朝屡次下命禁止，但无结果。发式和服饰紧密相关，清朝强制推行满人发型，汉人是“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发脑后梳辫子。
清人的主食有较大变化，在米、麦、谷之外，玉米、白薯增加进来。政府提倡种植白薯，宣传它的多种用途。人们在口食紧张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接受它。美味玉食历来为富贵者所追求，清代官绅商贾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越来越高，口味千变万化。如京中宴席，康熙时滦鲫、黄羊为佳品，乾隆中则盛行填鸭。在饮食业中，茶馆在一些地方兴起了，出现“遍地清茶室”的现象，人们进茶馆成了一种风尚。
居住方面。官民住宅方位、房舍式样，清朝政府都有一些规定。太庙、品官家庙的房屋间数、高低、大小、门垣数量的定制，最可以反映清朝的这种制度。在首都，皇宫在中间，内城居住贵胄、官僚和满人，南面的外城是商人活动处所，符合于历来都城“北朝南市”的等级规制。外城“家隘而压低”，内城“巍峨华焕”，“其巨者略如宫殿”。有的城市还分出满城和汉城。一些地方贱民集中居住，如宁波的贱民居住区称“贫巷”，房舍矮小。有些地区的绅士地主不乐于僻居乡村，跑到城市，加上工商业发展等原因，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内建筑增多，空地减少，流经城市的河道成了污水沟，人们的居住环境在变化。人们为改变居室条件，讲究建筑质量，尽财力的可能进行雕饰，有的地方出现“宇尽雕镂”的情况。富贵人为游乐，建造各种花园。皇家拨巨金建设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使它们成为皇帝经常使用的办公室、起居室、娱乐园。富人建的花园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园林规模之大，十日也游不尽。
清朝规定了各种贵族、品官的轿子、车辆的形制，饰物的质量、颜色，车辆引马的数量及引马的饰物，令人看到车辆、轿子就知道它的主人的身份。为了维持交通秩序，清朝设立了相关的制度，如在运河道上，船过河闸，先尽官船，次及商民货船。
有的地方有宗族以发展义渡为风尚，出资修桥，或置船雇夫役，免费摆渡行人。有的地方还有人以发展茶亭为美事，施茶给过往行人。
在清人物质生活习尚中，我们看到：
（1）不同等级的人有着严格的差别。
（2）物质生活的崇尚在不断地变化。一方面人们总有对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再一方面是人们不惜逾制突破法令的有关规则。
（3）人们的物质生活习俗与地区有很大关系，南北各不相同。
（4）各民族有自己的生活习尚，但满人强迫汉人接受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清人，特别是平民百姓，文化娱乐生活很贫乏，然而人们的生活情趣还是高昂的，总在设法搞点娱乐活动，以调剂单调的生活。当时的娱乐有经常性的，而更多的是体现在婚嫁丧葬等形式中。
清代戏曲形式很多，流行昆腔、弋阳腔、梆子腔、鼓吹、吹打、十番、弦索、皮簧和京剧。前期昆腔为人所喜，清末京剧取代了它的地位。皇帝有内府戏班，演技和道具皆精。乾隆年间，《西游记》《封神榜》等小说改编的神仙鬼怪戏颇受欢迎。京城有几家戏班子，供士大夫欣赏。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多私设戏班子，除供自家观赏，还用以在属民富人中“打秋风”。有的地方有在官乐户，官员宴会，命之歌舞助兴。一些工商业、交通发达的城镇，如苏州，有民间梨园。乾嘉时期，民间梨园遍布城乡内外。戏班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还到集市上流动卖艺，“听观如堵”，受到三教九流观众的欢迎。
清人的节日很多，有国家法定的，有传统的。节日生活，仪式而外，就是吃和玩。玩往往是看各种表演，或亲身参加某些演出。如元宵节的看烟火和龙灯，五月的龙舟竞渡，七月鬼节的盂兰盆会看僧道的做法场。民间的春祈秋赛，也多有演出。
庙会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贸易、娱乐形式。许多人，特别是南方人，不论信佛与否，爱作寺庙之游。有些寺院有定期的庙会，一连开几天，届时司事者多订戏班，作连台的演出，还有踩高跷、耍猴戏、练武术、唱鼓书等曲艺杂技的表演。人们打扮一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拥向寺宇，“举国若狂”。有的官员以庙会上男女混杂，有伤风化，加以禁止。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毁淫祠，但他最终是失败了。苏州人的寺庙之游一直很兴盛。
家庭喜庆的娱乐是经常有的。娶亲、做寿，事主根据经济条件雇戏班子唱戏，或者有亲朋送戏。这些当然是富贵之家才能有的娱乐。丧葬本来是不能庆祝的，但有的地方把它视作“白喜”，有亲戚送戏的。
打牌是清代各阶层人的活动，但它流行在男子中，妇女中只有官眷才有闲情做这种游戏。它同时是赌博工具，往往造成一些人的倾家荡产。
嫖妓和赌博一样，都是不正当的娱乐。嫖客把对方置于被侮辱、被蹂躏的地位。妓主要是女子，有卖身的，有卖艺兼卖身的。乐户、堕民、疍户都兼营妓业。优人亦有兼卖身的，是为男妓。京城嫖客多有爱男色的。乾隆中两个状元同庆成班、保和班优人相好。文人以挟妓在南京秦淮河、苏州虎丘、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冶游，作为风流韵事。
清代人口增殖极快。据记载，历代户口统计，自汉至明，在四千万至七千万间徘徊。清朝自行摊丁入亩和废除编审制度后，人口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多，跃增至道光间的四亿。人口的自然分布，康熙中，浙江、江苏、山东、福建、陕西、江西人口密度大；乾隆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密度居前列。它表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黄河下游人口众多。
清人的职业，农业为主，商业和手工业次之，出仕和以文为生的又次之。这是封建时代的基本职业构成。但是清代人口职业流动较前朝为大，特别是康熙中期以后，工商业发展，人口由农村的农业转向城镇的工商业，像苏松的纺织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云南的铜冶业的工匠，多是异乡的农民流移来的。这样工商业与城镇人口增加，如乾隆间杭州府城乡人口中，市民占总人口的10.26%，在那个时代这个比重是很大的了。又如道光间，福建灶户人口占土著人口的1.1%。制盐户占到这个比重是应当引人注目的。
清代人口增多，耕地与职业有限，产生过剩人口，出现大量的流民。清初有人讲当时“闲民十之六”，清中叶龚自珍讲“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始终有那么多无业游民。他们毫无生活保障，四处游荡，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为盗贼，入会党，参加农民起义队伍。
失业人口的一项出路是外出谋生。南方人口密集区的失业者除走向城镇外，就是向丘陵地、山地进军，开发处女地，这些人就成为棚民。开始清朝政府从治安考虑，不承认他们的迁移，后来允许他们著籍和参加科举。棚民开荒，提供经济作物和玉米，活跃了商品市场，但他们与土著有矛盾，出现土客籍的斗争。
民间自发迁徙是没有计划的，但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等原因，却帮助形成固定的流向。如山东人闯关东，河北、山西人到口外，湖广人去四川，长江中游人去云南，东南沿海居民出洋及开发沿海岛屿，这些多是人烟稠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边疆移民。
生产高产作物杂粮和迁徙等方法，并不能解决膨胀了的人口的生存问题，社会救济事业因而比前代兴盛。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养赡老病无依靠贫民的养济院，施药施棺的锡类堂，资助寡妇的恤嫠堂，安顿流民的栖留所等善堂，在一些城市出现。在南方，连一些市镇上也有。这类善堂有的是官设的，多数是民办的。政府鼓励兴建，给创办者以优免权和职衔。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希望以此收到民心稳定的效果。事实上少见的善堂不可能解决贫民生存问题，人们也不对它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