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颇感惶恐：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想到，习史治史毕竟四十余年，成绩不足道，其中的苦乐实有一些，而且从原先的立志于史学研究，到现在欲罢不能，自谓我的生命在于治史，看来终生离不开这个行当。如此一想，不妨回顾一番，不敢奢望利人，或许自己以后走得比过去自在一点。

1934年我出生于江苏仪征乡间，1946年到北京，上高小、中学。在上小学时，因为是从农村来的，不会城里孩子的滑冰、抖空竹等游戏，喜欢到书摊租借历史小说，把一部《说唐》看熟了，种下了我喜爱历史的根子。上中学时爱读当代人纂著的通史和人物传记，及至报考大学，上历史系成了志愿。1955年进入了南开大学，第一年下来，我阅览了《隋书》及《唐书》的一部分，写出习作《论李唐政权的建立》（试图回答“群雄逐鹿之时，何以李唐能够统一”的问题）。接着想写窦建德集团史，可是在《隋书》、“两唐书”、《资治通鉴》之外，不知道如何再找史料，加之我对各门功课都想学好，没有时间再作专题探讨，遂放弃这一题目。随着我听郑毅生（天挺，1899—1981）师的“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的基础课，选修他的“明清史”“史料学”两门课程，不仅增长明清史的知识，还懂得查找史料和清史研究资料的些许门径，对于史料学的研究任务、对象和方法有所了解，为以后我从事史料学的教学与研究奠立初步基础。

毅生师出身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历任北大教授、历史系主任、秘书长，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是清史学界的泰斗，素以治学谨严著称，撰著《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清史资料》《清史》等书。1959年他在明清史研究班第一讲的题目是“精读一本书——张廷玉的明史”，阐述为什么要精读一本书，如何选择这部书，以及怎么读法。以后又讲授“导读《明史·食货志》”等题目，指导学生阅览《明史》。我开始是以助教的身份旁听，次年春天转为研究生，于是啃起《明史》。精读一本书，令我受益无穷，并把这种方法传给我的学生。精读一部好的史料书籍，就是打下这部书所记录的那个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据以发表见解，参加学界讨论，就有了根基，不会在众说纷纭面前不知所措、毫无主见。后来我获知，清朝人研读“五经”，以为甚难深入，遂以专治一经为求学进步之阶，可见精读一本书是我们祖宗的老传统。但是精读什么书，则要我们来选择。毅生师选定张廷玉《明史》为研习明代历史的基本读物，是他的发明，很了不起。我把握了这个阅读方法，在以后的治史中不断地加以运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同事纂写《中国古代史》，我承担写作东汉部分的任务，就本着“精读一本书”的原则，集中精力阅读《后汉书》，适当阅览《汉书》和《三国志》；有一个时期我对中古宗族史产生兴趣，遂以《晋书》《宋书》《魏书》等书为参考读物，均有收获。精读一本书实在是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

在明清史当中，我的志趣偏重在清史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选的是清代社会经济史的题目，即清中叶苏南租佃关系，目的是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于是阅读王先谦《东华录》，由于时间不足，不能精读，因为要大量阅览方志、文集、族谱和时贤论著，不得不然。通过写这篇论文，我在毅生师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搜集资料，考订史实，排比史料，形成观点，写作论文的方法，并于1962年冬写出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1986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编的《清史论丛》第7辑上的文章《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即是由那篇论文部分内容加工成的。

由于人们对鸦片战争的看重，清代的历史，以鸦片战争为界，被划分成古代和近代两大阶段，研究者方面有点划界为牢，古代者不涉足近代，近代者不往前伸展，因而清史研究不能通达，对学科的发展颇为不利。1980年毅生师主持召开南开大学首届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他破例地将鸦片战争后的清史包括在讨论范围之内，邀请了许多近代史专家与会。这次会议，毅生师令有我在内的四名南开同仁做学术组织工作，故通过此会对打通清代通史的研究体会特别深刻，从此我也留心于此。

概要地说，业师毅生师教给了我精读一本书的治学入门方法，重视考证史料的治学基本功，不局限于清朝前期而顾及有清一代通史的治学范围。是毅生师将我领进清史研究之门。想来，我在1959年留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助教及随后的转为研究生，大约出于毅生师的推荐。

在清史研究领域，我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当然不是同时并进的，初始是研治社会经济史，接着目光转向政治史（政治人物史），而后是社会史、近代史，在所有的时间里，对清史史料学的关注从未间断。下面分项说明我的研究情况。

1979年我开始做雍正帝历史的研究，1982年底写出《雍正传》，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刊行，199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了新版。雍正帝史的研究，在我写作的时期，大概的情形是：对于他的继位，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他是篡改康熙帝遗诏，夺其弟——康熙十四子胤祯（胤禵）的帝位；亦有学者认为他是合法嗣统，但被夺位说淹没。对于雍正帝的屠杀弟弟胤祀、胤禟、功臣年羹尧、隆科多，查抄江宁织造曹家，几乎一致的看法是得位不正所致，即屠弟是为消除夺位斗争中心头的积怨，杀功臣灭口是掩盖嗣位的不当，抄曹家是迫害康熙朝老人和打击政敌党人。关于他的品格，无例外地指斥为残忍无情。对于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大多是肯定的，而指责他大兴文字狱，大搞特务统治，几乎是众口一词。从总的评价看，围绕继位问题做文章的多，批判他的多，而对他一生中真正重大的事情——政治改革注意不足，肯定得不到家，因此他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个篡位暴君，而不是有益历史发展的政治改革家。我的考察是在这种评论形势下进行的。

我对雍正史的研究与写作方法，是先做若干专题考察，撰写论文，再做综合分析，纂写全书。因为我认为没有先期的专题研究，就会把书写成泛泛之论的作品，很难成为精深之作。专题的拟目，是对课题做通盘考虑后确定的，即考虑到雍正帝个人、雍正朝的全面历史和学术界的有关论述，依据初步认识，设计了题目，经过研讨，写出下述论文：《雍正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日本《集刊东洋学》第44号，1980年）、《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1980年在南开大学首届国际明清史讨论会上宣读，收入1982年印行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书）、《论田文镜抚豫》（《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述论》（《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清世宗的崇佛和用佛》（《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鄂尔泰与改土归流》（《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等文，将雍正史上的重要问题——继位、政治经济改革、文字狱、用人、文化政策，一一做了专题讨论。唯一令我遗憾的是，原计划有年羹尧与雍正帝关系的题目，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获得年羹尧奏折在台北出版的信息，而那时根本看不到台湾出版物，只好放弃这一选题。我自然有些苦恼：一方面是写不成，影响研究质量，另一方面是查阅了有关年羹尧的史料，弃置了有点可惜。

在《雍正传》一书和相关论文中，我对雍正继位疑案的考察，与过往学者不同，原来人们的目光局限于康熙帝临终之际的史事，我则放大视野，将之置于康熙废太子、储位虚悬的长过程中来观察，排除其他皇子（包括胤禛）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可能性，因而雍正帝系合法登基。我的论文和专著的面世，多少改变了雍正合法嗣位说在学术界不昌明的情况，使它与篡位说形成对峙的局面。我的观点很难说绝对符合历史真实，但在这种历史之谜的争论中，贡献了一种长时段的研究方法。研究继位历史的意义，不仅仅是明了嗣位本身，如前所述，持篡位说者用以解释雍正前期的政治斗争，说明屠戮兄弟、功臣，查抄曹家等事是夺位罪行的继续；而我认为年羹尧、隆科多之死，是他们不善于自处，不守臣节，为唯我独尊的雍正帝所不容；查抄曹家是清查经济所导致，其实雍正帝开始爱护曹頫，后来恨他不争气，与康熙朝的储位斗争无关。我亦从继位问题看雍正前期政治斗争，认为胤祀、胤禟不甘心储位之争的失败，在雍正继位后仍同他较量，传播得位不正的言论，遭到杀戮，当然，此事亦反映出雍正帝性格的残忍和为人的凶暴。雍正帝抓住曾静投书案大做文章，颁布《大义觉迷录》一书，意在清除关于他继位问题的异说，希图从思想舆论上巩固他的帝位，所以此案是康熙朝储位之争的继续和终结。我在《雍正传》里用大量的篇幅及有关的论文，叙述雍正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留意于他的清查赋税，整顿吏治，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制度，创立军机处，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改革八旗旗务，提升府州。从这一系列的政治举措中，不难发现，他的政策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造成比较清明和稳定的政治，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因之，他是朝乾夕惕、奋发有为的君主，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系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话休叙烦，我对雍正史的研究，第一是为他翻案；与此相联系，第二是要如实地反映他的改革精神和业绩，希望读者能以此把握他的历史主流，不必纠缠在嗣位问题上；第三是通过他认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第四是讲出他的个性、禀赋，这既是传记图籍所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当时传记作者普遍忽视的事情。我的意图是想改变人物传记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刻板状况，但是由于搜集资料不充分，有许多档案材料没有看，外国传教士的文书所见甚少，故而做得很差。《雍正传·序言》里说：“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惟是做得非常不够。”实是一种遗憾。前几年听台湾研究院的学者告诉我，前辈史家何炳棣教授在该院讲演，说他本来拟写雍正史，因冯尔康作了此书，他认为不必写了。这是前辈奖掖后学，是对我的鼓励，我鄙薄沾沾自喜，唯将他的话用作激励我继续严肃地进行史学研究。

作罢《雍正传》，就开始清代史料学的研治工作，对此我有一些基础，原因之一是我阅览的书籍体裁比较宽广，而且作有笔记。关于清史的政书、纪传体与编年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地方史志、文集、族谱、笔记、年谱、日记、类书、丛书各种文体的书籍，我均有所浏览，小说也欣赏过一些。在阅读时我养成作记录的习惯，将史书的著者历史、著作年代、体例、目录、版本和所摘取的内容写在卡片上，这就便利了我做总结——对它们进行总体研究。原因之二是我进行了稍许的专题研讨，写出《清代的谱牒资料及其利用》（《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关于编辑出版〈族谱丛书〉的建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4期，1984年），对方志，我也写过小文，论述过黄卬《锡金识小录》的史料价值，撰文介绍私家编修方志的特点，此外给年谱学专著作过书评。原因之三是我查阅过一些清代档案文书。清代档案遗留下来的很多，与别的朝代大不相同，因而研究清史离不开它，否则是个不小的缺陷，至少我是这样看的。我在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经常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文献，有时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我在检索中获知，档案的分类与图书分类绝异，进档案馆必须先学档案分类法，否则摸不着头脑，找不到、找不全所需求的档案文书。因此我进档案馆，一面请管理人员提调文档，一面学习档案分类法，在这方面舍得花时间，做了某种知识武装，提档就能有的放矢了。我从实践中获知，读档案文献与看图书大不一样，一般说图书对所记录的事物叙述得有条有理，富有系统性、逻辑性，材料也较集中（相对而言），而档案文书的内容相当零杂琐碎，分散不集中，更无系统性可言，因此需要阅读的数量大，还往往得不到要领。把握这种特性，既要具有耐心查阅的态度，又要学会相应的方法。我在档案馆总是思考怎样掌握档案文书的特点，以便尽快地多得史料。既有了体会，总结清代档案的史料价值和利用方法，就方便得多了，就能把体会写进书里。我除了在《雍正传》中大量运用档案资料，还写出专题文章，如《〈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史料异同——兼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清史史料学初稿》问世后，档案界的学者指出我不会运用档案术语，但对清代档案分类、史料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分析是中肯的。

有了这些基础，我才敢写《清史史料学》一书。当然动笔以前，特意研究关于史料学的理论，拜读时贤的史料学文论，尤其认真学习毅生师的《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一文（见《探微集》）。这样，自以为对史料学的研究任务、对象、方法、特点有了把握，才拟定提纲，研墨开笔。我认为史料学的任务是阐明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方法，不单单是介绍一些重要典籍。重要的是懂得图书作者据以写作的原始素材，考察其史料是否可靠，价值何在，作者的世界观、政治观、治学方法、写作态度均影响他的作品的质量，必须分析明白，才便于对其提供的史料进行利用。史料的利用方法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史料的搜集和收藏，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史料目录学和工具书，史料被利用的情况，等等，要有很大的信息量。我的目标是把它写成研究性和信息性兼具的著作，以便清史初学者的运用及清史研究者的参考。1984年夏天写完书稿，1986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梓刻，我因感到内容的不完善，故命名为《清史史料学初稿》。确实，我没有因见书而罢休，随后不断搜集资料，尤其是力求掌握台北印刷的清史图书信息，积累较多之后，对《初稿》做出大量的增补，遂大胆地取消“初稿”二字，以“清史史料学”为名，于1993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枣梨。这本书由十三章构成，其篇章结构为第一章绪论，以下各章依次是：编年体、纪传体清代通史史料，政书类史料，档案史料，地方史志史料，文集史料，谱牒史料，传记史料，笔记史料，纪事本末体史料，契据、语录等文献史料，有关清史的类书、丛书和图书目录，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中国清史资料，附录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等。

古代史史料学领域，在拙著问世以前，尚无断代史史料学专著，也许我创造了断代史料学的体例。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史书，从何说起？我设想过按照书籍的内容予以分类叙述，但古籍只记录一种社会现象的少，多数内容庞杂，假如以图书内容分类，势必一部重要的、较重要的书在不同的类别里反复提到，这怎么能让读者方便地掌握呢？故此法为我所不取。我以文体为单位给史籍分类，分析每一种文体图籍的题材、体裁特点和史料价值，并对各种文体图书的异同加以比较，以便读者在千头万绪中得到较为清晰的条理，并且基本上避免重复介绍的毛病。这可能是我的史料学的第一个特色。第二，把对史料价值的阐述置于重心地位。我对各种文体图籍做通贯的考察，力求明了它在清代的状况及特点，以便对它的史料价值说得准确一点，如讲清代谱牒，是在分析谱牒发展史的基础上，弄明清人的修谱理论和族谱体例，再来绍述它的史料价值，又恐读者理解不深，特地举出几部家谱，详予解说。第三，赋予史料学以信息性、工具性的使命。没有研究性成果就不成其为一门学问，史料学亦然，我的第一、第二项工作就是为此进行的，但是我理解的史料学任务不止于此，它还要研究史籍的传播、运用情况，也就是说史料学著作必须告诉读者史籍的搜集、收藏、整理、出版、运用的信息，这样才便于寻找和利用。我在书中力图做到这一点，总是试图写明图书的最新版本，档案的梓刻情形，哪一类的图书集中收藏在哪些大的图书馆等方面的信息。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的出版品我们很难见得到，对此我在大陆或到台湾都不忘获取台湾清史出版物的信息，并记录到书中。

评论者认为《清史史料学》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具有开创性。想起写作的甘苦，我对此不无欣慰之感。因为写这类著作，要靠见识的史料书多，见多才能识广，然而多读多识谈何容易。我在60年代至80年代前期搜集的清史史料，大多是从线装书得到的，这类书有些是在书库里看的，正如我在《清史史料学·后记》中所说：“我在当助教时就爱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书库读书，因读的线装书较多，需要更换得也勤，借出来阅览，就不如在库里看得方便。”可是那时书库并没有准备看书的地方，只是在一个旮旯有张破桌子，我就利用它，在光线极不充分的条件下，饶有兴趣地阅读古籍。我从天津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检档案，在1980年冬天，旅馆不容易找到，而且费用不菲，于是经由“一史馆”一位先生的介绍，借宿于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此系档案局接待其下属单位人员进京办事的临时住所，我是沾光。后来再去，限于经费，就在“一史馆”附近找便宜住处，常去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两家分别办的地下室招待所，环境阴暗不必说了，没有卫生间，要方便还得跑出来。吃饭是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学友帮忙，买他们食堂的饭票，解决就餐问题。现代人有句口头禅：“我容易吗？”我绝不欣赏这种话。世界上要想办成任何事情，哪有那么容易的？！在我的观念里，只知踏踏实实干活儿，不懂得取巧。这就是我做学问的傻劲吧。史料学的研究，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不经眼大量的图书，不认真地进行研讨，绝对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而著作出来了，利用的是专业工作者，人数极少，而且往往将它当作工具书来翻检，其价值不易为人所知，绝对产生不了轰动效应，应当是智者所不为。可我偏偏走在傻路上，继续这一事业，1997年又总结多年的读书心得，撰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1998年计划），这是《清史史料学》的姊妹篇。

《清史史料学》一书写就，精力转向酝酿几年的社会史研究。说到对社会史的钟情，要从50年代上本科时听课的感受谈起，因为课堂上老师不讲历史上人们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民间娱乐、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我那时以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为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参考书，从中见到一些这类资料，我感到兴趣，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类历史现象需要研究和说明。60年代初我在搜集研究生毕业论文资料时，凭着兴趣，附带摘录关于宗族、家庭、婚姻、妇女、社团救济的材料，以后读书也是有这方面的素材就顺手记下来，因而在60年代前期写出清代婚姻制度与妇女生活的论文，交给南开大学学报，负责人巩绍英先生表示要采用，但主管副校长认为论文内容陈旧，不能刊登，此文就是20年后的1985年披露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编的《清史研究集》第五集上的《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的初稿；同时期，发表了评介《宜兴绦里任氏宗谱》的文章；这时还写有论农民社会属性的文章，投给《新建设》杂志，1965年编辑部来函表示要采用，但要做某些修改，时值我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当然无暇顾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不了了之，不过文中的史料在以后的研究中都派上了用场。

经历年年月月日日讲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明白了那时教师不讲生活史的道理：怕给扣上宣扬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

80年代初，我深感不研究社会史，只讲阶级斗争史，不仅不能说明历史的全貌，还将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历史搞得像个小瘪三，索然无味，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适应改革时代的社会要求。1980年毅生师指导明清史研究室成员编辑《明清史资料》，我向他建议设立生活史专题，他接受了，并要我来做，我因是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教师，并非该室成员，不便编写而未应承，回想起来，愧对恩师。

1984年下半年，我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研究社会史的时候，知道了这项研究的难度很大，首先要了解关于它的理论和研究信息，其次要进行稍有系统的收集资料的工作，再则要做学术综合及建立研究领域的历史构架。社会史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关系密切，而这些学问我过去没有学习过，要钻研社会史就必须补课；社会史是世界性的学问，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学者做出颇有成绩的研究，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亦有所探讨，原来我们是封闭的，不了解人家的学术研究状况，现在国门打开了，要借鉴，就得学习。因此我要做理论和信息两方面的补习，于是找来本国的、西方的、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书籍，生吞活剥地赶着学，由于这方面知识的贫乏，接受得慢，甚为苦恼，只好硬着头皮阅读，学一点是一点。

1985年在我的社会史研究上是重要的一年，做了三件事：一是小结我对社会史学科的理解，写出《开展社会史的研究》一文，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范畴、任务及开展研讨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做了粗浅的规范和说明。此文发表于1986年1月号《百科知识》，文实浅薄，但似乎是我国大陆学术界讨论社会史研究的发难之作。二是根据我对社会史的认识，开出“中国古代社会史”课程，作为高年级的选修课，因为课程名称新鲜，听课的学生，历史系以外，还有其他学系的，不过我那时是初次讲授，自知效果不佳。三是得到有共同见解、当时任系主任的刘泽华教授的参与和主持，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商定于次年召开中国首届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事情是按预计进行了。此后我还参与了历届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工作，并与我的同事、全国社会史学界的同仁合力组建中国社会史学会，我为法人代表和会长。

对社会史的探讨，我补课，作点理论文章，然而我深知，事情不在脱离历史的空泛议论，重要的是做史实的分析和介绍当时缺乏的信息。为此，我设计了提纲，和我的同事张国刚、常建华、李喜所、白新良四教授于1986年编写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一书的初稿，1988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印制发行，这算是做了个信息性的东西。在史事方面，我想做的第一部书是清代社会史，为此于1986年草拟提纲，形成《清代社会史论纲》一文，在大连举行的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刊载于1987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我感到伤脑筋的就是构思清代社会史的框架，当时的设计，此书内容包括社会结构（等级结构和群体：四邻结社、秘密宗教、会党、宗族、家庭）、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婚姻、丧葬、祭祀、娱乐）、人口和社会救济三大方面。我自始就认为，研究社会史要避免只顾琐碎现象，忽视社会运动本质（或者说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的误失，因此又在书中专门研究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因而使全书成为四大部分，分成十二章撰写。在写作中我请常建华教授撰写两章，由我主撰，于1988年初脱稿，以《清人社会生活》为题，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椠刻。此书的结构远非我的理想，只因苦于无法，不得不如此而已。倘能起到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非常高兴了。

如果说我首先思考了断代社会史的纲要结构，那么我对社会史专史的宗族史做了可能比一个断代社会史要深入一点的探讨。我在对从古至今的中国宗族史研讨中，在《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一书。及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合著《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书中，将宗族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先秦的典型的宗子贵族宗族制时期，秦汉至隋唐的世族、士族宗族制及初步民间化时期，宋元的官僚宗族制及第二次民间化时期，明清的缙绅宗族制及进一步民间化时期，民国以来平民化及向宗亲会转化时期。我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对全部宗族史做了总体的研讨，而得力于对清代和民国以降的宗族史的考察。1980年以来我发表清代宗族史的论文多篇，如《论清代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期），《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朱次琦的谱牒学研究》（《第五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93年），《族规所反映的清人祠堂和祭祀生活》（《清王朝的建立、阶级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拟制血亲与宗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四分，1997年）等。自以为对清代宗族的特点把握较成功，对民国至今的宗族和宗亲会又有所了解，因而对研究中国宗族通史产生了信心。

关于清代的移民史，我继《清人社会生活》一书中的有关内容之后，做了专题讨论，撰写《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大学1991年），《清代广东人在上海》（《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清初吉林满族社会和移民》（《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扬州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这些文章论述了移民社会生活的特点，他们怎样融入当地社会，以及作为活泼因素对当地社会发展的作用。

对于历史的通俗读物，我倾注了相当的精力，就中，也没有忽视清代部分。我认为历史书不必要只写给少数人看，更不宜局限于同行的小圈子，那样历史学不会有多大的生命力。史学要发展，需要走出古代庙堂的神圣殿堂，将大众作为阅读对象，给他们爱看的图书。可能有的人看不起这类作品，认为它没有学术性，写这样的东西降低自己的学术身份。而我以为通俗读物并不容易写好，它需要深入浅出，不是方家所写的还难于为读者接受。基于这一认识，我一再编写通俗小册子，关于清代的有《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中华书局1974年），《曹雪芹和〈红楼梦〉》（中华书局1986年，另收入《古代文学家传记》，中华书局1992年），《雍正继位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台北云龙出版社1991年）。此外，还主编、主撰六十余万字的中档读物《雍正皇帝》（学苑出版社1994年）。关于《红楼梦》的两个小册子在学术上均无建树，不过是以史学研究者的角度观察此书，试图将自己对该书的写作背景、社会意义的理解传达给读者。写于1984年春天的《曹雪芹和〈红楼梦〉》一书，将1984年以前的红学研究史做了概括，叙述了红学界所讨论的作者历史及其家世、《红楼梦》的艺术性和社会价值的各种意见，并采纳一说，或者阐述自己的看法。

总括我的清史研究，似乎可以反映我在学术上不墨守成规的个性，也许有一点创新精神，具体地说，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开拓清史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史和史料学的开篇之作，再如对社会救济史，我撰写专论很晚，但刊布于1984年的《清代地主阶级述论》（《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就谈到慈善组织普济堂、育婴堂、栖流所、清节堂、锡类堂、义渡、茶亭、社仓和义仓。二是力求有点见解，每写一文，从不苟且，比如对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全面阐述，再如70年代、80年代之际，我连续发表清代社会经济史的论文：《试论清代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初探》（《南开史学》1980年第1期）等，专门讨论押租制、货币租与佃农社会身份的关系，认为押租制度的建立，出现“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现象，佃农居然成为“一主”，拥有了永佃权及佃权的转让权；押租和货币租还是地主控制佃农的经济手段，但不得不放松对佃农的人身控制，而佃农既成为“一主”，也不甘心人身上依附，所以在生产关系中佃农的地位实际上得到提高。又如《清朝前期和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我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引见履历档案获知，在清末被引见的官员中，满洲人的人数远远超过每个行省的人数，蒙古人被引见的状况比清初大为改观，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汉人势力上扬，却不知道旗人同时得到了皇帝和朝廷的重视，容易导致对官场情状分析的误解。三是在作品规格上追求传世之作和普及读物两种类型，我认为这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志向，倘若著述的不是传世之作，作品就缺乏科学性，拿到图书市场，不久就会被读者扔进字纸篓，徒然浪费作者和读者双方的精力，而作者也难于在学术界立足；不著述通俗读物，使史学脱离广大读者群，而又自怨自艾，埋怨影视、戏剧、说唱艺术各界的历史题材的作品歪曲历史真实，与其如此，何不分点精力写些通俗的历史读物给各界人士阅览！何不给普及读物以应有的社会和学术地位！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除了写前面说过的小册子，还写过《砥砺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台湾书泉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学术随笔《古人社会生活琐谈》（湖南出版社1991年）；《清人生活漫步》和《古人社会生活剪影》（《古人社会生活琐谈》增删本）即将面世，我还为北京编辑、香港发行的《紫禁城》杂志、台北出版品《历史月刊》杂志撰写过不少文章（有些署“顾真”“杨真”等笔名）。如今又应承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写给青年读者看的书约。对普及读物，我可以说是“乐此不疲”了。

在史学研究中，我最大的苦恼，不是怕吃苦，少休息，缺娱乐，而在于学术水平的不高，对历史问题不能提到历史哲学上来认识。我基本上不能做，或往高处说不善于做宏观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平时做的是具体史事的微观讨论，日久天长，成了习惯，研讨起具体史事，兴趣盎然，知道如何寻觅史书，怎样运用史料，怎么形成论文；一说宏观研究，就有些茫然，思维好像停顿了一样。因此我提不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见解，纵或有了某种看法，也不敢自信它有多大合理性。我这个缺点，在《习史治史杂谈》文中已说到了：“历史哲学的不足常常是史家的通病，我则是一个重病犯者。……多年来感到这个缺陷，但理论思辨能力弱，思维已成定式，很难改变。写在这里请年轻的同行作为鉴戒：不以研究具体史事为满足，要注意史学理论和历史规律的研究。”（《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将苦恼再说得具体一点，我写大的论文，先拟提纲，这时对所论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如何做有序的组合、建立架构，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一个方案出来了，推翻了，于是把那些资料卡片打乱，重新排队，再拟提纲，再修改。有时思绪乱成一团，遂离开书房，到外面走走，还是想着提纲，倒突然有点灵感出来。我肯在制定提纲时下功夫，待到提纲定下来，写作时很少出现框架的改变，因而写起来还能顺当。所以，拟定提纲是我写作过程中最费脑筋的事情。

我还有一种苦恼，就是如何处理好广博与专精的问题。我研究清代史，又涉猎古代社会史（特别是宗族史、社会结构史）；我是史学工作者，却有兴趣于古典小说；作历史问题的文章，偏对史料学锲而不舍。为什么会这样，在认识上，我始终不以研讨一朝一代的历史为满足，企求通达、纵通，而这和我不通历史哲学是矛盾的。在感情上，我做学问，有时好根据兴趣行事，故而涉足范围不自觉地就广泛起来。追求广博，对已经做出的研究，常常到一定的程度就打住，不再往前走，转到别的方向，如此一来，研究深度的不够，是势所必然的事情。广博与专精结合得好，必是才分高而又勤奋的人，我有奋勉精神，但天分不足，故而在断代史或专史哪一个领域也不深入。自思，如若我自80年代初以来，对租佃关系史一直追究下去，会在这个领域里有所突破，而不会中止在那几篇文章所提出的见解水平上。我因为做社会史的研究，将出版社提出的清史专著的约稿退掉了；由于做社会史研究的补课，一时拿不出成果，少写了一至两部清史专著；而在社会史领域写出来的东西，其学术水平也达不到清史方面的。得和失，显而易见。为此我有苦恼，但是绝不后悔，因为我在社会史领域的创新，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史学界，看到今日社会史研究的兴旺景象，怎能不由衷地高兴哩！鱼和熊掌，岂可得兼！博与精，这一对做学问的矛盾，究竟怎样处理得好一些呢？我写出我的困惑，供学术界讨论吧。

困惑是困惑，不过我将沿着清史和社会史两个研究方向的路子走下去。目前的计划，正在进行和将要从事的专著有三种，即《中国社会史通论》，系国家教委重点教材规划的项目，以及《18世纪以来的家族和宗亲会》，这两项都要在20世纪完成；《嘉庆朝农村社会关系档案资料选编》及《嘉庆朝农村社会关系研究》，我在80年代前期，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数度指导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本科生抄录该馆《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档案资料，积累数百万字素材，拟编辑带有分析的资料集，并已联系了出版社，后因此类图书亏损太多，出版社无力负担而中断，今后在条件允许时，集合同仁了却此夙愿。

（1998年6月24日于顾真斋。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朝华出版社，1999年） +lJGQogoca5K1pIETQxqF9xKg7ynbbkgIlKoajgY+vfEl/ylC6qPKTpoaiMTR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