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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赔款、割地、领事裁判权，使中国几乎被列强瓜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罪恶的鸦片贸易令中国上上下下陷入灾难深渊，吃鸦片成为社会中上层时尚风气，甚而波及社会下层，极其可悲。
清朝政府在被迫资本主义世界化与反世界化中摇摆、挣扎。魏源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主张工业技术近代化的含义。曾国藩倡导自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事洋务运动，希望走富国强兵之路，制造轮船、枪炮，而后修铁路、铺设电报电话线。冯桂芬结合儒家大同思想，宣扬西方社会救济观念，社会上出现教养院、习艺所、育婴堂，收养、教育贫民、乞丐、妓女、弃婴。信教、吃教人群出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对待西方文化的纲领性方针，本位文化不变，只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可是从总体情形看，中国被迫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自己的通信录《北京信札》
中认识到了这种状况，收录其中的1900年12月12日《致侄儿》信中说：“外国人来华后会把他们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让他们的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的嵌齿……外国人已经把他自己、他的国家、他的习惯和他的物产都强加给了中国，而同时也总是遭到强烈的抵抗。”
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形势下，汉人和清朝之间，出现“外忧”与“内患”、“反帝”与“反清”先后论，即政府安内、攘外孰先孰后？民间反帝、反清孰先孰后？当外国武装入侵时，清朝、民间捐弃前嫌，一致抗敌，民众乃“扶清灭洋”“保清灭洋”。没有外国武装入侵的平常时期，双方都是先内后外，洪秀全根据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与形式，组织拜上帝会，发动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范围内、一个时间内改变人们的生活；此时，清朝除用自身力量从事镇压，还接受华尔的洋枪队；民间掀起“扫清灭洋”运动，清朝一贯镇压民间反抗运动。内忧与外患、反帝与反清，孰先孰后，这可能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难以处理好的难题，人类智慧难于有圆满的方案。
民族主义意识，在清代，同满汉矛盾、中外矛盾（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纠缠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民族主义又同爱国主义密切关联，时而交织在一起，因为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清朝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简单地说，笔者以为清代以来发生变化，经历三个阶段：热爱以汉人王朝政权为标志的汉族国家，不满甚至反对以满洲人为主体的清朝；热爱汉人为主体的国家，反满、反帝（加进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内容）；热爱中华民族的共和政体的国家（“五族共和”的国家、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爱国同国家政体从来联系在一起，同民族也联系在一起。
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社会背景可归结为两大因素：一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激起国人的愤怒；二是传统的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论意识特别强烈。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承认洋枪洋炮、火轮厉害，但是不服气，以为都是渊源于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在多少多少年前就有什么什么，这种观点早在顺治、康熙年间产生的“西学中源”论中表现出来。嘉庆四年（1799）阮元主编的《畴人传》中仍然如此。这是不智之见，表明信守中华文明中心论。后来国人从中国世界文明中心论心态中逐渐走出，有所清醒，同时开始出现积贫积弱的悲愤心态与自卑心态，于是形成不断“革命”、造反的情结，以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积贫积弱的现实与根深蒂固的中华中心论的反差，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愈演愈烈。
（2009年6月2日初稿，2010年3月10日修订于顾真斋。载韩国《明清史研究》第33辑、《历史教学》2010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