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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之前，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结构方面有所变化，因之可以同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相衔接。
清朝出现大量的，被当时人说成“闲民”“游民”的人，其实他们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产物和标志，是具有新生性质产业的劳动力。其实所谓的“闲民”是有职业的，只是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他们的服务性职业不被官府和社会认可而已。
饮食业、服务业、娱乐业有了较大发展，从传统商业分离出来。茶馆、酒楼、戏楼、娼楼、游船、澡堂业大有发展，从业的伙计、艺人、船夫、轿夫、厨师、妓女，有一大批人，如道光中的苏州，商贾云集，戏馆、酒馆数十处，每日演剧，从业小民不下数万人。一个城市的戏馆、酒馆能够养活几万人，可知饮食业、娱乐业的发达盛况。这类行业就是现代社会的第三产业。
手工业内部较大规模的生产和较为细致的分工，在纺织业、制瓷业中出现。纺织业内部区分为丝绸织业、棉织业。棉织业有家庭纺织，有作坊纺织，织成布匹，由染踹业加工。苏州踹业作坊，雍正年间有450家，踹匠两万余人。工匠来自江北、镇江、安徽。棉布业中，还有棉花收购商，有开设棉布字号的棉布商，后者多为包买主，运销各地，或由外地布商转销。景德镇制瓷业分工细腻，工种有：陶泥工、拉坯工、印坯工、旋坯、画坯、青灰、合釉、上釉、挑搓、抬坯、装坯、烧窑、开窑、乳料、舂料、砂土工等。工匠来自各地，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七八，本地人不过二三成。
农业内部，个别地区出现生产专业化倾向，产生专门的产棉区、蚕桑区、柞蚕区、苎麻区、蓝靛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之表现与结果。松江府、太仓州的植棉区，称棉田为“花田”，表示尊贵。太湖区域的蚕桑业发达，江宁府、镇江府的蚕桑业亦有发展。山东柞蚕业、江西苎麻业，均很出名。
佣工身份，基本上是平民身份的雇工，明代还有一些身份低于平民的“雇工人”，到清代大体上转变为雇工，生产关系变化了，雇工虽仍受宗法性束缚，然而是平民，并不是从前的雇工人。
消费结构的改变，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共生，高消费以商人、手工场主为主，外地人为主。乾隆年间苏州府长洲令李光祚说：“一切唱楼酒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燕饮之乐，皆行户、商旅迭为宾主，而本地士民罕与焉。”行户、商旅为宾主，他们为发展业务，需要应酬，需要有服务业来适应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生产、消费变化，引起商品交换的发展，长江中游与下游，形成粮食与棉布（还有食盐）的对流，而粮食供不应求，促进粮食业生产的发展。江南与闽粤贸易，是棉布、棉花与蔗糖、材木的交换。
工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发展，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就中棉布织业、丝绸织业、陶瓷业生产关系中，以及为出卖而生产的农业专门化地区的出现，无不表明经济领域已经有了近代的成分。传统的商品经济、雇工经营及其近代因素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链接点。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若干迹象：
皇权的衰弱，大不如昔。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开商埠，为亘古未有之巨变，是皇帝的奇耻大辱，咸丰帝逃难中死亡，慈禧出逃，不成体统；地方势力实际增强，如湘军、淮军，部分地自筹军费（抽取厘金），督抚与自主武装相结合；改革政体，预备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制，是皇权的让步，实际产生的是“皇族内阁”，内阁13名成员，皇族占7位，总理是庆亲王奕劻，排斥汉族官僚，又无能，无法驾驭朝政，乃宗室权力的回光返照。
官僚权威降落与官位贬值。战败的武官被人揶揄，不敢耀武扬威，文官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而遭到讥笑，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制台见洋人”的洋相。官位贬值，官多无职位可以赴任，甚或四品衔出任七品职。捐纳盛行，无可改变，恶性循环。
绅士社会地位进一步上升。表现在资政院议员选举，钦选一百名硕学通儒，条件是不必考试，由各省咨议局互选，于是绅衿充任议员者多；绅衿实际控制社区。
资产阶级产生与地位有所上扬。洋行买办转变为资产阶级，少数官员成为亦官亦商者，田主转化为资产者，他们经营造船、航运、纱布、矿冶、电讯、保险等近代行业；他们具有民族性，郑观应等已提出以商战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他们谋求政治权力，支持君主立宪。纳税多的资产者可以成为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和农工商部议员顾问官，并有制度保障，即《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农工商部的《奖励公司章程》的规定，凡集股20万至100万可为部议员，集资200万至2000万授顾问官。
贱民的局部解放。堕民，继雍正朝改籍令之后，光绪年间再度得到脱籍的机会。在堕民除籍史上表达出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的呼声。为堕民脱籍而奔走的宁波人卢洪昶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
他们通过办堕民子弟学校，令之取得学位而获得脱籍。
总而言之，时至近代，是中央集权的皇权下降，地方权力上升，地方自治的呼声和力量有所抬头，等级制度弱化，以至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等级制度的消失，应当说是近代平等、人道、自由观念的产物。
在传统社会的极少数合法群体之外，产生大量的社会团体，并与近代因素相伴出现。
古老的、带有宗法性成分的宗族，晚清在上海的个别宗族依据地方自治和议会的原则成立“族会”，洗刷自身的宗法性因素；宗族进一步民间化，即成为平民的宗族，民众化和大众化，使之更具民众性和自治性。
政治性团体及政党出现。由清初不许结社到晚清社团林立，政党因应而生。开始出现的是强学会，办报纸，先后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时务报》，鼓吹变法，被视为乱议政治而取缔，但它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结束传统社会无政治团体的状态，意义非凡。保国会，以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为宗旨，开展救亡运动。其他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各种学会、戒缠足会、去毒会、自治公所。兴中会于光绪二十年（1894）成立，首倡进行推翻清朝的革命。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于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次年同盟会产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政纲，要求消灭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
前近代与近代的衔接，有因素传承，有迹可寻、可循。近代社会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并非凭空出现。春秋时代郑子产就有承认传统“乡学”，允许学子议论政事的主张。清初黄宗羲鼓吹学校“议政”，认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意思有二：一为是非公道，不出于天子，而出于学校，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二是提高太学祭酒地位，与宰相对等，所谓“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在郡县，朔望大会，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听讲，政事有失，听批评改正。于是含有“议政”与行政并列的味道。黄宗羲表达出政治改革的愿望，戊戌维新时出版《明夷待访录》，康梁借以鼓吹君主立宪。黄宗羲之论，并非近代的属性，但是近代新学赖以产生的民族文化土壤。
嘉道以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近代产业、君主立宪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团体、民意高涨，均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