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朝是以满洲为主体的王朝，满人为统治民族，满人皇帝的统治对历史的发展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清初五大弊政。满洲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实行剃发、易衣冠、圈地、逃人法、迁海等5项政策，就中大肆杀戮汉人，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职官制度中实行复职制，满人为主体，为主官；满洲人、蒙古人爵位高，汉人望尘莫及。
防治汉人的特殊政策：禁止士子结社，顺治朝的“卧碑”开其端；顺康间在沿海地区实行“迁海”政策；对外的闭关政策，限制民人出洋谋生，动辄以化外之民来惩治，闽粤沿海民人“以海为田”，不许出洋是断绝生路。这样做，是怕汉人与外国人“勾结”反满。
满汉矛盾时隐时显，乃一代之事，是全部社会矛盾的一个基本线索，清朝兴亡系于此。如清朝初期，剃发令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由清朝、南明共同对付李自成及其余部，变为汉人的反满，如江阴各地的抗清、反清，影响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清代初期、中期，民间利用“反清复明”口号，太平天国“奉天讨胡”口号，号召恢复汉人政权，及至晚期，汉人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富有进取精神，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柔远政策颇有成效，为汉人政权所不及，所不可想象。
清朝成功地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使历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北患”问题，至此彻底消除，其功至伟。满蒙联盟，突出表现在政治联姻上，形成以满蒙为基干的统治集团，令蒙古始终是满洲的助力；军事方面，从入关时的从征，到镇压太平军、捻军，蒙古均起重要作用，故而光宣之际蒙古官员被引见人数大增。清朝皇帝信奉与利用藏传佛教，形成满蒙藏的结合，牢不可破，须知西藏原来属于蒙古人势力范围，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势力达到新疆、西藏、青海及宁夏一部分；雍正帝、乾隆帝主动向准部本土发动进攻，并于乾隆二十年代平定准部之后，北方、西北、西南边疆稳定；在蒙古地区，清朝考虑到蒙古族领主社会具体情况，实行盟旗制度，由中央政府任命盟长、旗扎萨克，使之按照中央法规行政，直属于理藩院。从战国、秦代到明代修筑长城，中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蹂躏，社会资源的极大耗损，两千年的危难问题，至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中认为：“往代汉族中原王朝经常被困扰的所谓‘北患’问题也至此结束，这种安定的大一统局面，既是治世形成的有利条件，也是它的一种体现。”（人民出版社，2008年）蒙古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疆域稳定的标志；清史分期的界标，阿睦尔撒纳之役，为前期、中期的标志性事件；在对俄国事务中扭转被动局面，原来在同准噶尔人斗争中对俄国人让步，于《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中表露出来，又允许东正教士驻京，成为日后英国要求使团驻京的口实。
在西藏，尊重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实行中央政府代表与民族地方首领共同治理的原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此种制度在清朝灭亡之后仍有所延续。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从元代的改土酋为土司制，到清代的改土司为流官，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治理得以实现。
在东北实行驻防将军制，设置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实行旗民分治办法，由副都统管理旗人，府州县辖治汉民。
在维吾尔族地区，实行领主制的伯克制度，但不得世袭。
在汉人聚居地，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广大地区设立行省，中央政府直接治理。
宗子制、郡县制、盟旗制、驻藏大臣制、驻防将军制、伯克制、驻防都统制，多种体制，均受中央政府管理，特别是在主权方面，如在西藏驻军，对外事务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商定。
清代形成稳定的疆域。疆域由不够稳定到稳定，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在乾隆平定北疆之后，是为清帝国疆域最终完成。是时疆域辽阔，北到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极南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后藏阿里。辽阔版图底定，在农业社会极其不易，乃两千年历史资源集聚所形成，是漫长历程的产物。清代以后国人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勤劳勇敢”自诩、自豪，“地大”，确然如此。
新的版图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传统的版图观、国家观，与孟子的国家观相同，即国家有三要素，为土地、人民、政事。清代内地、边疆一体化后，大一统观念得到发展并深入人心，“华夷之别”逐渐为“中外之别”所代替。中外之别，是“中国”作为国家的观念加深，“外”不只是指外藩，还有外国，表明国人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新的版图意识和国家观念，体现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附有“大清一统舆图”；清朝同外国人打交道中逐渐懂得国家主权的道理，主权意识因素不断增强，明白疆域清晰及不可侵犯的道理，在对外关系中强化中国的认同。关于新的版图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可参阅黄兴涛的《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邹逸麟的《清代对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清史参考》第137期，2009年4月27日）。
版图，即国土，是炎黄子孙立足之境，提供生活资源，就此应予稳定版图的清朝以高度的肯定。
一个国家实行多种体制制度，有益于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和疆域的稳定，有益于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落实，它的前提是承认、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与习惯，这是它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它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无疑富有现实意义。
清代虽有满汉矛盾，但华夏（中华）国家的认同程度在发展，在加强，以至形成近现代国家的认同。
清承明制，清朝肯定明朝及其基本的政治制度、法规和伦理观念，并予以继承。肯定明朝主要是推崇明太祖及其制度，康熙帝谓洪武为“贤主”，非寻常帝王可比，其朝政“治隆唐宋”。所以南巡亲祭明孝陵，不走正门走偏门，表示对明太祖的敬重。乾隆帝南巡祭明陵，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用张隆礼胜朝之意”
崇礼明太祖，表示认同华夏传统，也是使自身成为正统，成为法统的继承者，当然是正统了。政治制度的继承，后人总结清朝政治为“清承明制”，是基本制度的承袭，即实行郡县制、职官制、赋役制、教化制、科举制，强化对皇子的教育。常建华在《清史十二讲》第一讲中，强调清朝皇帝借鉴汉人的统治思想，总结出“清承明制”的政治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和政治体制，集中体现在‘君权’与‘相权’关系以及宣传教化方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清前期延续了明太祖的政治”。
对汉人既利用又限制，重要的是以华夏文化治理汉人和中国。民族统一，在文化方面，始终是汉族文化为主体，就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少数民族文化有扩大影响的趋势，然而主流文化仍然是汉人的儒家文化，并给予少数民族极大影响，满洲虽力求保持本色，然仍不免被同化的命运。
中华多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形成。皇帝认同多民族国家，雍正帝讲认同，要点有四，一为有德者为王。“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满洲有德才在中国坐天下，这种政治标准，不论何种籍贯、民族都应遵守，这种标准易于得到汉人认同。二是将少数民族与华夏之别视为籍贯的不同，而非“非我族类”的人兽之别。他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籍贯不同，在哪里都是一个国家之人。三是批判“华夷之辨”，是分裂时期互相丑化之事，敝俗之见，应当摒弃，而今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再讲华夷之别，就是“逆天悖理，无父无君”的叛逆言论。四是进一步以清朝版图辽阔说明满洲君临天下是臣民幸事。“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见《大义觉迷录》）这种国家认同观，为后人接受，华夷之辨在舆论界的影响力逐渐减低。及至清朝退位，诏书讲到优待满洲皇族，还要优待蒙古、西藏，强调建立汉满蒙回藏的国家。孙中山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与之回应。国家同地域、疆域、民人、民族联系在一起，全面地、综合地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