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杜家骥

先生清史方面的研究，除了“清代宗族史”“雍正帝”已辑为本文集的专卷，其余合集为本卷，其主要内容：一是清代史的总论及对清史研究的看法，为本卷第一组论文；二是在人物、女性、社会经济、地域史方面的专题研究。

多年的清史研究，先生形成了对清史特点的诸多认识，在本卷第一组论文《清代的历史特点》《放在世界范围内对清代历史特点的粗浅认知》《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中对此有较集中的表述。主要观点如下：清代对传统的赋役制度、职官制度的改革影响深远。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清后期又急转直下而消失，给后人留下清除帝王崇拜文化心态的严重任务；强化皇权的文化专制，贯穿有清一代。文字狱是残暴的思想统治。知识界在道光朝外患内忧的严峻形势下，才开始摆脱考据学羁绊，恢复清初的经世致用学风，但步履维艰。经济方面，商品经济较为薄弱，统治者缺乏应有的知识，气度不足，跟不上世界潮流，难于革故鼎新。社会方面，人口暴增，民间社团、秘密宗教结社、帮会等发展、活跃，四邻结社遍及乡村，民间互助、慈善组织、各种会馆，在清代有较大发展。清后期还出现反对陋风弊俗的社团，各种学会不断涌现。宗族组织活动在清代发展为民众性，成为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

满族之主体统治、满人皇帝统治对历史的发展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均不可忽视。民族压迫、歧视政策，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满汉民族问题，满汉矛盾、斗争，贯穿有清一代。另一方面，清朝满洲族当政给社会带来些许活力。清朝满洲族统治在民族地区实施的多种体制、政策颇有成效，对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有巨大贡献；满族在发展时期其文化具有开放性、吸收性，统一中原时期，其文化具有扩张性，统一后则是努力保持民族文化的坚韧性。正是由于满族文化的进取性，密切了满、蒙、藏的关系，拓展边疆，巩固边疆，奠定、稳定了我国辽阔的疆域。多民族国家认同加强，其中蒙古问题的解决，对清代历史的影响颇大。因而，清代历史的分期，需要看重蒙古的作用，清朝前期、中期的分期标志，是乾隆朝解决北疆准噶尔问题，而不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康熙朝的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其实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远远不及蒙古问题。

清朝时期，中国已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发生联系，因而需要从世界范围来考察清代的历史，了解中国社会内部及其同外界的关系，了解它的演进过程和特点。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前近代因素，可以与近代社会相衔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形势下，汉人和清朝之间，出现了“外忧”与“内患”、“反帝”与“反清”先后论，难得有圆满的解决方案。自清朝开始出现的反帝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传统的中华中心论纠缠在一起，有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道光朝是清史研究中较薄弱的，先生有几篇专文进行考察，认为道光朝陋规盛行，吏治严重败坏；民众运动勃兴，游民和流民众多，贫民无法安生，乃至盗贼遍地、民变频生；鸦片、赌博、宴戏社会病流行（见《道光朝的官贪、民变和社会病述略》）。先生指出道光朝有五大社会问题，除了官贪、民变和社会病，还有少数民族与以满族为主体的政府的冲突、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入侵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并认为当时吏治的败坏、积弊太重太深，更兼因循守旧的方针与循隐的官风相结合，难以解决外患问题（见《论道光朝社会问题》）。文中还以道光朝为例，提出应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注意发现新的社会变动，并联系历史传统与社会制度考察社会问题，了解其要求社会改革的信号。

先生从社会史方面揭示清朝的历史状况，则有《清代社会史论纲》一文，文中对清代等级、宗族、家庭的社会群体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习尚，人口流动与社会救济，戏曲、节日等娱乐生活，缠足、停丧等社会风气，等等，提纲挈领地论述了它们的通常形态、变化及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

在《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一文中，先生表达了诸多对清代史的真知灼见，特别指出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尤其是档案资料，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并见《简述清史研究及史料》一文）。强调满汉民族问题贯穿有清一代，宜高度关注。在《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兼论民族关系史研究内容》一文中，先生通过对清初剃发易衣冠引起的满汉民族间激烈的冲突，以及以前多次发生的民族间因改变发式衣冠引起的政治性事件的论述，认为衣冠、发式制度和习俗，是民族关系中的一种内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要给予民族文化、习俗以应有的重视，要考察民族间生活习尚的交流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全部历史的研究，也绝不能忽视衣着装束、饮食、嗜好、交往、礼仪、时令节日、人口繁殖和迁徙、民族关系、婚嫁丧葬习俗等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的内容，否则，把历史讲得有血有肉、讲出它的规律性，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先生还指出，清史研究仍须努力减少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20世纪，政治意识形态对清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有正面的，而更多的是负面的。我们有一些陈旧观念，似乎已经成为思维定式，改起来并不容易，不进行有意识地清除，不下大力去清理，它还会起作用，而且是大作用；不认真对待，还让它桎梏我们的思想，将会继续极大地影响清史研究的长足发展。如何避免政治干扰，清史研究者极宜具有高度警惕态度（并见《清史研究与政治》《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

嘉道时期，是清代鼎盛时期已过、开始走向衰败的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凸现，而又是现今清史学界研究较薄弱的时期。此外，现今的史学界，因古代社会与近代史之分，将道光朝的历史分开，不利于对当时历史的认识，因而先生强调加强对嘉道时期历史的考察，尤其应该把嘉道时期与以前、以后的历史联系起来作通贯性的研究，并鼓励学生们这样做，可见《放在世界范围内对清代历史特点的粗浅认知——杜家骥著〈清朝简史〉序》《关于清代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历史课题的探索——杨杭军著〈走向近代化——清嘉道咸时期中国社会走向〉序》。

第二组为“人物”论文。所研究的人物，有皇帝，有官员和学者。关于康熙帝，论述了其经营东北边疆、设置黑龙江将军、处理中俄关系、绘制《皇舆全览图》等举措（见《康熙帝经营黑龙江与瑷珲三题》）。其中关于帝王喜好、性格对施政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具有新意的论点，在此组文章中有较多涉及。《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一文认为，避暑山庄建在热河，适合避暑及行猎，离京师较近也便于处理政事；另外揭示了康熙帝捕猎成瘾，喜好渔猎娱乐，其热衷秋狝，固然有武备的一个原因，行猎亦是促成的一种动力，而帝王的这种喜好非同一般，难免造成官员投其所好及劳民伤财等弊端。而《乾隆初政与乾隆帝个性》一文，则在阐述乾隆继位后改变前朝行政的诸多举措及其效应的同时，揭示了其性格所赋予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政治纲领及行事作风，评价了其在为政上的调适能力。从殿试策问试题中，则可看出康雍二帝性格对他们为政的影响。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勤政不倦而又认真；睿智，善于把握时局和发现问题；讲求政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此移易政风、士习、民俗。他们的相异之处，是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有所不同：康熙帝始终主张并施行宽仁之政，反对更新，为人仁厚、宽容；雍正帝力主革新除弊，实行严威治国的方针，为人严酷，察察为明。具体论述，详见《康雍间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一文。对道光、咸丰二帝也有这方面的考察，从召见臣工的角度观察，指出他们均为勤政之君；道光帝有政治主见，而软弱的性格使他不能振作有为；咸丰帝好学，但专心致志不足。由召见的谈话内容发现，道、咸施政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因而皇权有被制约的因素，不能为所欲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皇权必须被批判，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家天下的皇帝对国家、人民具有责任心。以上见《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以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为例》。《傅山〈霜红龛集〉中的史论和政论》，阐述了清初学者傅山在史论方面重事功而以成就论人物的历史地位，极力推崇民族气节，强烈反对以满族为主体的政权，反对君主个人神圣化的观点和思想，并分析傅山史观的由来。

《学者阮元传略》的内容为阮元的生平、为官政务及学术成就。《严范孙贵州学政的教育业绩与撰写经济特科奏折的思想学识准备》，论述了严范孙倡行经世致用而以西方近代思想教育学子，改设“中西学堂”性质的书院，开办官书局传播实学和科学知识，奏请开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的事迹，以及严范孙本人致力于西学知识的掌握与自身修养。《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介绍了吴汝纶执着于西医的信奉，宣传、倡导西医的活动，并据此进行文化反思、分析其方法论。

《清代出使琉球官员的情趣》是一篇所论内容新颖的文字。介绍了清廷派往琉球的使节及众多随员，如钦天监天文生、医生、幕客，兼或还有僧侣。指出清朝第一次是按明制以六科、行人司官员为使臣，自第二次起，康熙帝便特令选“学识宏博、仪观俊伟”者，以翰林院翰林、内阁中书充任。使臣所带的从行者，也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各具专长，以向琉球君臣宣传中华儒家思想和诗词歌赋礼乐的艺能，取得了他们的敬重，以增强其对清朝的臣属信念。国内君臣及士人好友希望使者砥砺廉洁，赢得琉球的赞誉，同时留下海外阅历文字。使臣则传播皇帝的神圣恩德惠及四裔，声教远被，着力传播儒家思想文化、诗文技能、医药知识、华人生活方式等，并了解琉球历史、调查制度、民俗，也留下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记录。但他们只是为了声教远扬，维持天朝大国的架子和面子，兴致多在于注意事物的表象，而不肯下功夫去认识它的实质，以便推动邦交的发展，为后来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斗争提供更多的东西。

古代的女性，是史学界在人物研究方面相对薄弱的领域。此卷第三组文章为这方面专题。

《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讨论了清代婚姻制度的状况及特点，文中分析了妇女（一般妇女）的处境、地位。阐述、揭示了以下现象：清代沿袭前代法律条文，规定父母等长辈决定子女婚姻。男子16岁、女子14岁为结婚年龄，这也是清朝继承宋明之立法，属早婚制度，也是当时习俗。家长给子女选择配偶的原则为门第、财富。童养媳在清代是一种普遍现象。政府旌表贞节，官府和民间在经济上抚恤寡妇。寡妇不嫁守节者大量存在，还有守贞者，为亡故的未婚夫守节，或称“守清”，甚至有殉情而死的。更有甚者为“慕清”，未曾与何人订亲，而缔婚于已死之某男子，往而守节。因为在传统社会制度下，女子出嫁后可能遇到种种不幸，所以还不如独身的好。守清、慕清，是妇女丧失人生乐趣情况下的选择。寡妇守寡生活悲惨，因而寡妇再婚的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改嫁在下层社会家庭中出现得比较多，寡妇要求重建和争取幸福的家庭生活，表现出普通人对生存权的渴望。一般民众的贫困、贵男贱女的观念、婚姻仪礼的奢华糜费，是造成清代溺女恶习相当流行及当时人口性别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社会上的育婴堂也有抚养被弃女婴的措施。在家庭中，妻子是丈夫的附庸，被限制参与家政，是生育子女的工具，从事家务劳动，如同“家庭女仆”，甚至有被当作财产出卖者。家庭财产属男子所有，妇女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她们是纺织业的主力。缠足，是对女子身心的摧残。

上文所述是一般家庭妇女的情况。那么知识女性的处境地位又如何呢？关于书香门第“袁家三姐妹”的三篇文字，为我们详细揭示了这方面的状况。世称的“袁家三妹”，是18世纪文坛领袖之一袁枚的三个妹妹袁机、袁杼、堂妹袁棠，都是才女，有诗文名篇存世，而生平“皆多坎坷，少福泽”。袁机尤其不幸，虽才貌双全，但丈夫高绎祖不仅貌丑，且性格暴躁、狠毒。因系从小订亲，高绎祖之父曾欲退亲，而袁机坚决恪守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的伦理，坚持不退。过门后，袁机恪守妇道，孝敬婆母，对丈夫的残酷虐待也逆来顺受。后因丈夫要把她卖了抵账，被逼无奈逃入尼姑庵，后经官司判决离异。袁机又按照寡妇守节规范生活，在家修行，寄居哥哥家里，帮着料理家务、照料生母，并教育所生哑女，以使其正常生活，耗费了大量心血。文章认为，袁机虽以列女青史留名，但这是用血泪换来的，实在太残酷了，宣扬这种道德的社会太腐朽、太令人痛恨了。中国古代，没有女才人发挥才能的机会，是摧残创造力、活力的卑劣社会制度。袁机的妹妹袁杼，二十几岁时丈夫去世，过着寡居抚育子女的生活。15岁的儿子乡试后即病亡。袁杼带着女儿回娘家依附于母亲、兄嫂。为给女儿谋求生路，把她送给袁枚为女，由袁妾方氏抚养，让女儿称自己为姑妈。方氏不幸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故去，其女仍是孤单。几年后袁杼也病故。袁棠25岁时，无奈出嫁富家子47岁的秀才汪孟翊，为填房，还好，夫妻琴瑟和谐，袁棠孝顺公婆，前房子女、族人皆敬重她。但好景不长，袁棠38岁时就因难产亡故。文章认为，这三位才女都信仰和实践三从四德的伦理，而现实生活偏偏同她们作对，境遇悲惨，这在清代社会是极其少见的不幸。而她们的兄长袁枚颇有离经叛道的味道，搞同性恋，收女弟子，四处打秋风。他们兄妹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家庭环境之中，而女子信守纲常条教，男子则可有所违背，亦见男尊女卑的严重，社会不合理到何等程度！

《母子共同砥砺——尹会一之母李氏、洪亮吉之母蒋氏、张惠言之母姜氏教子的故事》，则叙述了三位寡母如何在极端困境中，含辛茹苦教育孤儿，母子共同砥砺、艰苦奋斗而成就事业的史事。她（他）们是：李氏与子尹会一、蒋氏与子洪亮吉、姜氏与子张惠言。此三子后来皆为名人。家境贫寒的李氏，在贫窘中为姑舅和无子的亲生父母养老送终，教尹会一读书。尹会一后来中进士，历官知府、盐政、巡抚，为当时清官。洪亮吉6岁丧父，家庭贫乏，母亲蒋氏一面纺织养家糊口，一面教授亮吉读书，特别注重在伦理、义行方面教导亮吉。洪亮吉受蒋氏教诲，为人正直、忠诚不阿。为官时期因直言时弊，揭露了官场丑恶，得罪了众多官员，乃至批评嘉庆皇帝，被发配新疆，仍关心国计民生，撰写有利于边疆经营的专著。张惠言祖母白氏寡居教育其父蟾宾兄弟，其母姜氏又以孀妇训导惠言兄弟，白氏、姜氏苦节厉行，数十年中虽生活艰难苦窄，在文化方面倾心教育子孙，张惠言成为清代文学史上散文流派阳湖派创始人之一。白氏的艰苦卓绝精神教育了蟾宾、姜氏一代；姜氏又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了惠言一代；惠言又把这种精神传给儿辈，张家就是靠着世代磨炼，在艰苦中坚持学业，保持了家声，并给社会留下了精神遗产。

社会经济一组文章，较多的是关于地主、佃农、自耕农等农民方面的。以往对地主的研究，着重于其阶级性，内容简单。本组中的《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述论》一文，从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地主的经营方式、地主阶级的构成、这个阶级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做分析，试图对地主阶级的面貌和历史地位有所说明。文章认为，清代土地转移中，“活卖”和“找价”的流行，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复杂化，佃农“买佃”耕种，形成“一田二主”的局面，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因而也不完整（详细论述见本组《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一文）。清代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也影响了地主自身的某种变化。清代地主有把土地出佃的，有雇工生产的。有些地主居住在城市，成为“城居地主”，是地主中最腐朽、寄生性最强的阶层。清代地主雇工经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身份不高，管理生产，经营规模不大。清代地租形式多样化，货币地租呈发展趋势（本组《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初探》论述：清代货币地租发展水平不高，还处于初级阶段）。经营地主多为中小地主，是这个阶级的下层，绝大多数人和所雇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法律上又是平等的。清代地主阶级处在衰落境地。

清代地主阶级在结构上的特点：（1）成分复杂。在经济上虽同为地主，但有大中小之别；在政治身份上，既多平民，也有具有特权的官僚衿士、贵族、皇室地主；在行业上，本业之外，有兼营商业、高利贷的；在土地所有制上，有私有、国有，还有具有某种集体性质的；在经营方式上，有出租，有雇工经营。中国历朝历代的地主阶级构成都很复杂，清代又增添了新成分，如善堂地主的出现。（2）以“集体”面貌出现的地主及其土地的增多。学校、善堂、宗族地主在数量上比前朝增多，有的增加还很显著。具有多种多样功能的善堂的出现，义庄增多。（3）除皇室地主外，其他各类地主具有不稳定性。

清朝政府对地主的政策及调整，大体为：保护地主土地所有权，以赋役政策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无限发展；地主阶级保证完纳赋税，以支持政府。政府保护地主收租，但限制他们恣意凌虐佃农的非法权利。政府保护宗族地主、祠堂，以使其发挥维护基层统治的作用。兴办各种慈善事业的地主也与政府结合，维护后者的统治。清代地主是具有某种经济活力而又趋于衰落的阶级。

《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则以翔实的资料证明：清代自耕农至少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农村并非只有地主和佃农。自耕农直接同政府发生关系，同农村其他阶层有密切的联系，相互发生作用，影响社会生活的变化。地主中，平民小地主人数最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地主的主体。大地主极少，膏腴万顷式的土地集中的概念难于成立。清代地主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耕地，就是达到高度集中的程度。清代的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商业人口上升，无业游民大量增加（清代大量增多的游民及其所从事的行业等内容，详见《游民与社会结构的演变》《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中国的流动人口——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资料为范围》），农村失业人口大量出现，是土地高度集中的结果和标志。大量过剩的农业流动人口，补充了工商业的劳动力，促进其发展，大量游民又使社会动荡不安。

涉及生产关系领域的研究，学界通常留意的是主佃、东伙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分化状况，而对中间状态的层级关注甚少。《乾嘉之际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兼述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的价值》一文，利用档案“刑科题本”，非常详细地揭示了小业主的生产经营、生活等具体情况。文章所界定的小业主，比一般社会上所指的手工业者、小商人（零售业者）要广泛一些，还把一般农民、小土地出租者、农民而有雇工者及佃农而有雇工者包括在内，确定的标准是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和特殊手艺（技术），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自家劳动生产，雇工所得不占主要成分。佃农雇用工人，或偶尔雇短工，这种现象虽不多见，但也存在，所以也将其纳入。文章对小业主的从业活动、生活等方面的特点也有分析。

《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的商品交换、消费与本末观念》，论述了当时该地区商品经济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商品生产在农业和丝棉织业中都有增加，市场交易随之扩大和繁荣，人们的消费也在上升；与此同时，丝棉织业的生产关系出现了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人们的观念对变化着的经济形势反应得要慢些。

地域史一组的文章，重点是江苏地区，还有涉及区域性移民、任官人才问题的论文。

《清代广东人在上海》一文通过考察，认为上海在清代、主要是近代兴盛、发展迅猛、地位变化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土著居民的贡献，移民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广东人较多。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以后陆续增加，绝对数量很大。广东人在上海开办商店，经营转口贸易，建立近代式企业，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对其成为对外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城市，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广东人在近代上海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起过促进社会变革的良好作用；广东人还在上海组织地域性、商业性团体，办理社会救济事业和公益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居民的社会生活。总之，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有了广东人的新鲜血液，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它的历史具有了广东人的一些面貌，或者说，没有广东人的参与，清代后期的上海就不会是它那样的历史面貌。《清初广东人与江苏》揭示的则是清初广东人到江苏访问，与当地士人相砥砺，坚持反清复明活动的事迹。

《清代乾隆时期扬州人的引领时尚——建设文化教育休憩城的历史启示》阐述：在清朝鼎盛的乾隆时期，扬州改变了明代纯粹商贾文化的粗俗面貌，经济富庶的同时，人文昌盛，扬州在生活享受中讲求艺术品位，扬州以经济、文化均繁华的城市面貌出现于社会。文章从园林花卉甲天下、维扬菜系与发达的餐饮业、美容健身衣饰与沐浴、理发业、繁盛的戏曲、发达的书院教育、文化学术及扬州学派的形成、宗教文化与信仰、市政建设与社会救济事业、狭邪业的娼妓等诸方面，揭示了当时扬州人生活的行为与习尚，指出其中有积极健康的生活因素，也有消极的成分。盐利之巨，成为盐商奢靡生活的基本条件，暴富者仿效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学雅，各方面消费激增；皇帝南巡享受盐商的报效，促成盐商的奢华。下层社会仿效，以至奢靡成风。也给今人以诸多启示，如奢华之城市不能持久，物质生活越富裕，文化水平也应该相应提高，培养人们的高雅气质，发扬尊重教育事业的精神，等等。

《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论述：清代仪征人才兴盛的原因，主要是设在仪征和扬州的盐衙、盐官与徽州入籍为土著的盐商相配合，重视文化教育，以及传统社会家庭、家族重视读书科举的努力，形成全社会的良好学风，实现了人才的培养。并据以上研究进一步指出：研究地方史，不可忽视中央政策及其与该地区的关系，其次应留意移民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还有“占籍”（外地人在某地寄居，因为科举而以该地之籍的名义考试）现象值得研究。

《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考察了17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吉林满族土著与移民所形成的社会状况，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民族融合状况。文章阐述：吉林居民，在以满人为主的土著之外，新移民以汉人为多，其中还有清初被流入的汉人政治犯、发遣该地的三藩叛乱余孽。汉人之外则有从北京和盛京移驻的旗人，有编入八旗的赫哲、锡伯、瓜尔察等“新满洲”，姓长制下的赫哲、飞牙喀等族人，驻防蒙古旗人、汉军旗人，还有回族、朝鲜族人。流民、流人以汉族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从事商业，带来先进文化，在衣着饮食、丧葬习俗、婚姻习俗、社交礼仪、宗教信仰与坛庙建立、节令风俗、戏曲、娱乐、文化教育等方面，给当地带来广泛影响。清初的抗俄功绩，也包含着吉林满洲土著与汉人移民紧密合作造就的因素。

《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则是揭示某些省区在特殊背景下“引见”所反映的区域任官人才变化的状况。文章利用雍正、光宣时期的档案，揭示这两个时间段各省、八旗官员被引见者的比例。雍正年间，陕西位居第一，高出第二位的江南（江苏、安徽两省）一倍多。光绪十八年（1892）、宣统元年（1909）合之，满洲引见官位居第一，与第二位安徽的差距非常大，几乎是3倍。安徽和湖南引见官甚为接近，形成第二层次。江苏及八旗汉军、蒙古和浙江为第三层次。陕西、江西、广东及直隶构成第四层次，河南、顺天以下通为最后一个层次，奉天、广西、福建最少。造成区域人才状况变化的因素很多，上述时间段还有其特殊原因。陕西、湖南、安徽等省能在引见官员上名列前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康、雍之际的西北用兵和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捻军战争。科举也影响着区域人才的盛衰和演变。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对满、蒙、汉军旗人人才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的出现，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