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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以满人为主体的王朝，满族是统治民族；满洲皇帝为治理以汉人、汉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刻意联络蒙古族，为此又信仰、利用藏传佛教，形成满、蒙、藏的联合。因此，满汉民族问题（包含蒙古及藏传佛教的相关内容）始终是清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它像一条线贯穿于有清一代，有时还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今日编纂“清史”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甚至可以视之为清代历史发展变化的主线之一，不能以“应从现在‘民族团结’出发叙说历史”而掩盖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其实多民族国家是在斗争中融合形成的，我想从四个方面对清代民族问题做出说明：
其一，满汉斗争时显时隐，贯穿全部清史。清朝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满汉民族矛盾、斗争、调整、缓解贯彻于有清一代的历史。满洲的成功在于用武力征服、压服了汉人，同时采用许多政治怀柔手段；汉人也是利用民族意识进行反抗斗争，最终取得成功与以反满为旗帜关系甚大。
满汉矛盾斗争的史实，清史研究者耳熟能详，这里仅须提及一二：清太宗剃发令，吴三桂降清剃发，顺治朝衣冠、剃发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汉复职制、旗缺与汉缺之分，明遗民与迫害遗民，迁海与海禁、出海逾期不归者严厉处罚（“化外之民”），招揽遗民与康熙博学鸿词科，康熙南巡与安抚汉人，哭庙案与士民一体当差（绅衿，尤其是生员特权减少与满族当政、不加爱护有关），“明史案”等康雍乾文字狱，乾隆朝制作《贰臣传》，编辑《四库全书》中的篡改历史文献，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檄”，曾国藩胜利后的畏惧与困境，“反清灭洋”与“扶清灭洋”，同光间汉人督抚增多的同时是满洲人、蒙古人引荐官员的激增，
孙中山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纲领的提出与作用，宗社党的出现，等等。
其二，蒙古人地位的重要性。满蒙关系，清朝尤其看重，关键是将整个蒙古族牢固地纳入其统治秩序之中，仅从“亲征”一事可知：蒙古人布尔尼之乱本是小事件，可是因近在咫尺（察哈尔），朝廷商议康熙亲征；康熙帝为打击噶尔丹势力三次亲征；为策旺阿拉布坦用兵之事，康熙帝表示，若在年轻之时，早就亲征解决问题了；而吴、耿、尚“三藩”之乱，占有半个天下，康熙帝却无亲征之举，只是发兵争战而已。再则，清朝皇室采取与蒙古王公联姻的政策，巩固与蒙古的联盟，令蒙古起到政治助手的作用，这一点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清代历史分期的问题，我觉得需要看重蒙古的作用，清朝前期、中期的分期标志，是乾隆朝解决北疆准噶尔问题，而不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康熙朝的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其实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远远不及蒙古人的问题。
蒙古问题影响及于中俄关系及条约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当索额图第一次受命去签约时，康熙帝指示，尼布楚等地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而在索额图出发途中，噶尔丹兵进漠北喀尔喀，迫使索额图使团撤回。第二次索额图再去，所订的条约就将尼布楚让给俄国，这不会是索额图擅自做主，而是清朝政府的让步。《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康熙末年、雍正期间与策旺阿拉布坦对峙之际，清朝有“逃人”问题，只得对俄国作某种让步。清朝特别允许东正教使团驻北京，以致后来西方人引以为例，作为借口，提出派遣使团常驻北京的要求。
其三，藏传佛教既是清朝皇家的信仰，又是联络蒙藏的工具。清朝皇帝信奉藏传佛教，由乾隆地宫可知：乾隆帝遗体盖陀罗尼经被，拱券雕刻佛教图像，而非儒家语类和圣贤画像。可见乾隆帝是真实信仰，而非伪饰。雍正帝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师，皇子时期如此，继位之后文书保持原貌，表明观念未变。皇家成员有“替僧”，不信教何必有此举动。
蒙古人早于满洲人信仰藏传佛教，清朝皇帝深知准噶尔人利用藏传佛教，便与之针锋相对，也是要用藏传佛教稳定蒙古与西藏，故而康熙帝在西北用兵时特别在意对藏传佛教领袖的控制。大将军王允禵在前线执行这项政策，宣布“扫除准噶尔人，收服藏地，以兴黄教”。事情是两面的，皇帝信仰藏传佛教，也要蒙古人信仰，并不让它控制，确实是信仰与政治并存。
其四，满洲的统治最终奠定、巩固中国的疆域，其功大焉。我曾作文《由清代满族文化特性想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
，认为满族在发展时期，其文化具有开放、吸收性，统一中国的初期，其文化具有扩张性，统一后则是努力保持民族文化的坚韧性。正是由于满族文化的进取性，密切了满、蒙、藏关系，拓展边疆，巩固边疆，奠定、稳定了我国辽阔的疆域。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