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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拙文《清史研究与政治》，讲到学术研究与政治两者的关系，指出20世纪意识形态对清史研究的巨大影响，其中有正面的，而更多的是负面的，现在我再补充该文的未尽之处和些许材料。
辛亥革命前后及民国前期，革命者以反满、反清为目标，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晚清时期，人们研究清史（如章太炎等），将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凌，完全归罪于满人的统治，强烈指斥它对汉人的迫害和倒行逆施之政，主张杀满人，将他们赶回东北。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一些清史的应急之作，也是以丑化满人统治为能事，诸如大兴文字狱，不讲仁政而施行暴政，不讲人伦，像“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乾隆身世”（是汉人之子）这四大问题，有的是疑案，是需要学术讨论的。赞扬反清运动，像陶成章、冯自由都把天地会视作郑成功创造的，或假托他的名字创立的。1909年大学士张之洞病故，时人对他的评价迥异，革命者谓“张之洞之死，于清廷失一无足轻重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吾人无余晷，为此老贼作传，惟观老贼之生平，略可见清廷所养成之人物，其状态何似……”虽直接批判的是张之洞，而矛头所指则是清廷。
及至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则被认为是满清遗老宣扬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之作，而被国民政府定为禁书，其后赖有识之士（如孟森等人）提出建议，政府始行解禁。其实，《清史稿》问题虽多，也还是一部不可废弃之书。
当强调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时，学术成为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特别是评法批儒之时，史学成为影射史学，沦落为哈巴狗的笑柄地位。清史研究亦是如此，什么康熙是法家，雍正是儒家，有两条路线斗争，以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线，太平天国史成为显学等。
社会流行“凡是现在国内的56个民族，都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民族”之说。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员，历史追得越古越好，似乎多民族国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发展中形成的。因此讲到蒙古人一支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说他是叛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不顾及他并非清朝臣民的事实。对满人作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早期人们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情绪，称之为“满清”“满清政府”，而后为了民族团结，又不让称“满清”了。这类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令学者在研究清史时不能不受其影响，时而是“东”，时而又是“西”，没有个准谱。
时下流行“宽容地理解”思潮，我是非常赞同的。然而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却颇不一致。我想对历史上的制度、人物、事件，绝不能一味地批判，要回到那个时代，认识当时人为什么选择那种制度，做出那样的事情，有那样的行为，所谓理解是对它作出说明，而不是一味指责它的不合理的地方。理解，应当宽容，但是理解不是不分是非，是非还是需要指明的。这样的研究，后人才能从中获得教益。现在说理解，对古人不像强调阶级观点时那样，动辄给历史人物戴上“地主阶级头子”“地主阶级文人”之类的帽子，可是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作品中的清朝皇帝，个个成为“明君”了，想方设法挖掘他们的好材料，为他们说好话，这恐怕也与“宽容地理解”无关。
我们有一些陈旧观念，似乎已经成为思维定式，改起来并不容易，不进行有意识地清除，不下大力去清理，它还会起作用，而且是大作用，不认真对待，还让它桎梏我们的思想，将会继续极大地影响清史研究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