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拙文《清史研究与政治》,讲到学术研究与政治两者的关系,指出20世纪意识形态对清史研究的巨大影响,其中有正面的,而更多的是负面的,现在我再补充该文的未尽之处和些许材料。
辛亥革命前后及民国前期,革命者以反满、反清为目标,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晚清时期,人们研究清史(如章太炎等),将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凌,完全归罪于满人的统治,强烈指斥它对汉人的迫害和倒行逆施之政,主张杀满人,将他们赶回东北。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一些清史的应急之作,也是以丑化满人统治为能事,诸如大兴文字狱,不讲仁政而施行暴政,不讲人伦,像“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乾隆身世”(是汉人之子)这四大问题,有的是疑案,是需要学术讨论的。赞扬反清运动,像陶成章、冯自由都把天地会视作郑成功创造的,或假托他的名字创立的。1909年大学士张之洞病故,时人对他的评价迥异,革命者谓“张之洞之死,于清廷失一无足轻重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吾人无余晷,为此老贼作传,惟观老贼之生平,略可见清廷所养成之人物,其状态何似……”虽直接批判的是张之洞,而矛头所指则是清廷。 及至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则被认为是满清遗老宣扬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之作,而被国民政府定为禁书,其后赖有识之士(如孟森等人)提出建议,政府始行解禁。其实,《清史稿》问题虽多,也还是一部不可废弃之书。
当强调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时,学术成为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特别是评法批儒之时,史学成为影射史学,沦落为哈巴狗的笑柄地位。清史研究亦是如此,什么康熙是法家,雍正是儒家,有两条路线斗争,以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线,太平天国史成为显学等。
社会流行“凡是现在国内的56个民族,都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民族”之说。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员,历史追得越古越好,似乎多民族国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发展中形成的。因此讲到蒙古人一支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说他是叛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不顾及他并非清朝臣民的事实。对满人作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早期人们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情绪,称之为“满清”“满清政府”,而后为了民族团结,又不让称“满清”了。这类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令学者在研究清史时不能不受其影响,时而是“东”,时而又是“西”,没有个准谱。
时下流行“宽容地理解”思潮,我是非常赞同的。然而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却颇不一致。我想对历史上的制度、人物、事件,绝不能一味地批判,要回到那个时代,认识当时人为什么选择那种制度,做出那样的事情,有那样的行为,所谓理解是对它作出说明,而不是一味指责它的不合理的地方。理解,应当宽容,但是理解不是不分是非,是非还是需要指明的。这样的研究,后人才能从中获得教益。现在说理解,对古人不像强调阶级观点时那样,动辄给历史人物戴上“地主阶级头子”“地主阶级文人”之类的帽子,可是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作品中的清朝皇帝,个个成为“明君”了,想方设法挖掘他们的好材料,为他们说好话,这恐怕也与“宽容地理解”无关。
我们有一些陈旧观念,似乎已经成为思维定式,改起来并不容易,不进行有意识地清除,不下大力去清理,它还会起作用,而且是大作用,不认真对待,还让它桎梏我们的思想,将会继续极大地影响清史研究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