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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时期研习东汉史，听这方面的专家讲，研究秦汉史，用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史料读毕。我自然也知道，秦汉史还会有新的考古资料问世，史料也是很难穷尽的，不过用毕生之力总是可以大体读遍的。断代史遗存的史料之多，是自宋代开始，明代继之。但是相对于清史史料之多，宋代、明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试以档案文书来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1000多万件（册）档案文书，内含明代档案3000多件，不够清代的零头数目。而台北故宫、中研院史语所、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档案还没有计算在内。地方档案馆的清代文书也多，四川巴县、河北获鹿的档案之丰富，可视为典型。个人文集，今存元人的约500种，明人的2000多种，而清人的则数以万计，仅柯愈春编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就著录了40000余种。家族谱，今存元人的有4种，明人的多一点，也极其有限，而清人的又是以万计数。方志，宋、元、明所存甚少，而清代的有数千种。笔记体之作，历代虽有所存留，而清人的动辄以千计数，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望其项背。至于清朝官修史书，实录、政书、典志、方略数量甚巨。总之，清史史料之众多，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绝不为过。对于如许史料，清史学者穷个人之力，至多触冰山之一角，根本无法穷尽。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令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羡慕不已。
作为清史研究者，如何珍惜这些宝藏呢？我以为应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充分使用，就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而言，虽然档案文书得到了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清史研究者已经有所利用，然而毕竟使用的还有限，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如“宫中档”的档案只是在近期才被用作说明帝王生活，又如“内阁全宗·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奸情”类的档案，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再以清代历朝实录来讲，它作为清史的基本史料，印刷了几种版本，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寻觅比较容易。想当年我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借阅颇不方便，哪似今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就有三部，有的同事长期借回家中阅览，何其便利！但是我想又有几位清史研究者认真通读了《清实录》呢？可能不多。所以充分利用清史史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不认真怎么能行呢？高水平地利用史料，更非易事。我们常说“论从史出”，是对大量的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研究的结果，在这之前，到何处找材料，如何分析、鉴别材料，是很有讲究的。这就是研究者的史识问题。当研究者有了“生态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才知道在正史之外，向农书、地学书、方志、笔记去索取素材；当有了“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的问题意识，才会问津医书、方志、家谱、文集、笔记等类书籍。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故而我在《中国社会史概论》里提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开启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的见解。在我们清史研究中，当研究者发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资料价值时，甚为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该馆合作，于20世纪50—70年代搜集、整理资料，用于研究清代租佃关系史和阶级斗争史，到了80年代，学者变换角度认识这类档案文书，去说明宗族史、家庭史、东伙关系史、司法运作史等属于社会史的内容，近年更用以研讨婚姻史和移民史。也就是说，因为认识的提高和视角的变换，才可能对史料进行高水准、高层次的运用，并将史料的固有价值较为充分地挖掘出来。当然，这种利用水平，还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继续提高，庶几不辜负前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清史史料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