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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之反对歧视与要求。50年代末满族人士对“满清”政权（王朝、政府）概念表示反感，政府通知改正，故60年代以后“满清”一词基本在清史研究论著中绝迹。
满族人士赞助学术研究。北京成立满族研究会并展开活动，推动满族史与清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满学研究》业已出版六集，连续召开了不下四五次研讨会，对八旗制度、满族文化之讨论尤可注意。
写到这里，不禁要提出如何认识带有政治性的史学研究、清史研究的问题。
有的学者极力主张历史研究的政治性，认为这是党性的表现，强调史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而将专注学术性的学者视为脱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予以批判。对于他们的意见可以分四个层次来说明：
一是史学历来是服务于政治的。范文澜认为历史著作反映当时政治生活，“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否则是“变态支流”。
尹达也说“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
二是资产阶级以脱离政治为幌子。范文澜批判说：“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们，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
三是史学是政治性强的理论之学，或者说是党性之学。胡乔木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尹达说史学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的感情，才能够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祖国的历史，才能够从祖国的历史里发现珍贵的遗产，才能够把这些遗产变为推动当前革命实践的积极因素”
。侯外庐赞扬尹达实践了“做学者要做党的理论战士”
的人生目标，他又称颂翦伯赞，谓其“史学著作党性强”
。
四是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服务。尹达说“把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分析社会历史，写出科学的历史，并以此教育广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创造的历史，认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正是我们历史工作者最大的政治任务”
。侯外庐原先研治古代历史，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周恩来要求他“致力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继续开拓与建设”，他理解到，“研究近代历史与确定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转向近代史的研究，著述《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研究有极强的政治性，刘大年称颂范文澜的著作表现了“批判性、战斗性”
的特点。
如此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属性，或者说党性、阶级性，今天很难再听到了。但要说学术研究者与政治了不相干，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也许会影响到学术观点，哪怕是微弱的，此其一；其二，人总会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时代在思考什么，人往往也会随着思索什么，就以上述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留意清代文字狱史、南明史、清朝三大疑案，乃因反满革命学者致力于此，他们也就把这些历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了。不过他们的结论和革命学者有相同之点，亦有相异之处。受时代的思潮影响则是共同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性，或者否认它的政治性，而是需要明确：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准则。惟其如此，史学研究才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做出应有的成绩。否则政治政策和政治思潮影响学术研究，一种观念掩盖另一种观念，总是倾向性太强，以至研究清史的初期，几乎全盘否定清代的历史贡献，而如今对清朝皇帝和重大政事几乎是一片颂扬之声。
这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避免呀！
正确认识政治对学术研究、清史研究的影响，或者说政治干扰，不要作绝对化的结论，不必给予一概否定，实际上它有正负两方面作用，需要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笔者认为要先明确下述三点：第一，学者自觉之政治情怀与外加的政治干扰是两回事；第二，政论家之研究与学者有所不同，前者政治目的性强烈，因不能深入研讨必然会有某种误谬，然而学者应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的某些误失；第三，恶劣政治需要的篡改历史与为政治理想服务的误解历史应当区别开来，即为明了国家历史的正常需要同执政者为一己之私而研究历史有别，后者容易伪造历史。
从清史研究历程看政治对清史研究的正面影响。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的政治需要，首先使清史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对于清史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其次逐渐扩大清史研究的领域：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外关系史，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反满精神的再造，研究清朝政治史和满汉关系史；因“反修”使得中俄关系史和我国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得以开展。最后，爱国主义观念之注入清史研究，激发学者研究热情。这里是从客观后果来观察的政治对清史研究的影响，并非着眼于主观动机。
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支配下的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指导观念运用不当造成的观念上的偏颇，在满族统治、中西文明碰撞、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民众运动、清朝的民族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评价上，较长时期缺乏对正负两方面作用的分析，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曾国藩、林则徐、李鸿章等的评价，对清朝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道光以来的八大运动和历史主线的论定等方面均出现过颇有可议的思想倾向。二是研究领域不均衡，有的领域研究过热，有的则成为空白，甚至是禁区。因为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如一个时期内俄国侵华史之不能涉猎；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过热点，如为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集中在太平天国、几次农民起义、《红楼梦》历史背景等方面。而在广泛的领域或无人问津，如对于社会各阶层，只留心于两极，而忽略中间阶层的考察；或始有而中断，如清代制度史、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偏颇的出现，与50至70年代的政治状况的关系甚为密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反右”运动令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与独立研究之可能，自觉地去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助长了研究方向的某种不恰当和研究领域的不均衡状况。
固然，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承认它的积极因素的那一方面，并不是为了赞扬它、欢迎它，只是认识到这种事实而已，并以此知道纯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其实事情的关键是如何排除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让学术研究真正成为学人的事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健康地进行，寻觅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及建议，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学术结论。要而言之，“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应当是历史学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吧？
（原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