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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各个皇帝皆有传记，有的不止一部，例如乾隆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及其时代的，有周远廉的《乾隆皇帝大传》、白新良的《乾隆传》、唐文基、罗庆泗的《乾隆传》、庄吉发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等5部，前4种资料丰富，后一种以分析见长。用传记体裁，反映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历史事件，如拙作《雍正传》（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版）。专门制度史，如郭松义的《清朝典制》，较全面地涉及清朝的各项典章制度；2002年出版的白新良的《清代中枢决策研究》，论述中枢决策的机构、制度及政策的形成与贯彻；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等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系近年热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日益广阔，且有所深入。如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论及瘟疫流行的特征、瘟疫的种类、疫情的地域性、传染源，社会和政府的对策及对瘟疫的控制，是比较有意识地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始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小田的《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对庙会史作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认为庙会具有神圣与凡俗的混合性，并非单纯的神圣性或经济性、娱乐性。赵世瑜等的《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使用历史记忆的理论，发掘鲜为人知的民族记忆。从这两部书和一篇文章，不难了解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内容的拓展性和深入开展的状况。
概括一代社会生活状况的是我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我写此书，试图建立清代社会生活史的一种研究和描述的框架，所叙述的内容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到社会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
商人史和会馆史，尤其是徽商、晋商和海商研究成绩显著。徽商的研讨同徽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徽商的经营方式、道德、与家族关系、家庭、文化价值取向及自卑心理、与社区关系诸方面均有一定深度的涉及，主要研究者为叶显恩、唐力行、张海鹏、周绍泉、王振忠等。我对徽商与扬州关系的讨论，是关注移民史，即徽商通过投入当地文化教育、城市设施、河道疏浚的建设，融入地方社会。会馆史有王日根的专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考察了会馆发生、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它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及历史地位。
宗族史的研究状况，走出先前的族权是政权附庸的定性式讨论模式，考察宗族活动及族谱的社会、文化功能，与社区社会及神灵信仰等方面的关系，颇有成就的研究者有张研、朱勇、刘志伟、常建华、郑振满、陈支平等，赵华富开始注意到宗族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个人则将清代家族史的研讨延伸到当代，写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家族的现代转向》书稿，于2001年11月交给出版社等待印行。
秘密社会史。从陶成章的著作开始，即从20世纪前期到8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是为表彰民众运动，近期发展为两个阶段，为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学术研究，有喻松青、蔡少卿、秦宝琦、赫治清、李世瑜等人的专著，注重于会党和白莲教等组织的源流、发生时间、性质、文献；如今从学术上转向文化层面研究，有的同政府合作，研究黑社会及邪教问题。
法制社会史。开始是法典、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如张晋藩的《清朝法制史》《清律研究》；近日研究者瞩目于礼、法、习惯、情理的综合研究，注重司法实践，从司法过程看民间社会、民间调解，进行法学、史学、社会学的结合研讨，2001年张仁善著《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一书出版，清理出清代礼与法由合一到分离的线索，分析了礼法演变对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影响，认为礼法分离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里程碑。
清代人口爆炸，今日人口之多成为近代化的一种负担，因而人口史为学者所留意，80年代以来的研究似有两个阶段，前期注重人口数字，讨论丁口、户口之别，以至希望从族谱中获得比较确切的人口数字；近来则在关注人口行为方面，即人口生育及控制，婚姻、家庭、移民。如2001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及中国的人口控制的手段——溺婴，婚姻论财习俗下男性失偶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控制人口生育，评论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郭松义著《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利用大量的数据说明下层社会的婚姻行为、伦理与上层社会的不同。王跃生著《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
主要讨论的是满族社会文化史，汉军旗人的族属定位（如曹雪芹家族的旗籍），皇室研究（杜家骥的专著），八旗制度和萨满教专著较多；北京满学会和社科院满学所连续召开专题研讨会，阎崇年主编《满族研究》，已经出版六辑；王钟翰对“新满洲”（锡伯族等）的研究和文献的解读有独特贡献；藏族史与藏传佛教史的研究同步进行；蒙古史同满蒙联姻史的研究结合进行（杜家骥的研究成果）。
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戴震、龚自珍、郑燮和“扬州八怪”、朱耷等思想家、学者、书画家的研究较多，涉及学术流派，经世致用之学、朴学、理学、公羊学的争论与流变；近年，学者提出思想、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并有初步研究成果的展现，如刘志琴主编的多卷本文化史《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及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
对传教士及教案的研究较多，如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亦有成果。但整体讲，研究仍属于薄弱状态，因为受限于外文资料的利用，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荷兰文的有关史料尚未翻译，基本上不能使用到研究中来。
晚清海外移民史及侨民与家乡、祖国的关系，近年研究发展迅速，杨国桢、李庆新等多有成果，个人作有《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论文。
1994年有专门研讨会的召开。1999年戴逸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问世，共九卷，为导论、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