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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缓慢发展，后期近代工商业有所生发，但总的讲清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仍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商人要离乡背井，行贾四方，富有冒险精神，并把活跃的因素带到新地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促进新居地的变化。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强大，会给整个民族带来进取精神。
中国古代君主历来实行贱商的重农抑末政策，清朝也是如此。清朝统治者虽不乏睿智，也有相当的气度，但是他们立足在小农业土壤里，政府所能集聚的财富有限，难于长期支持向边远地区发展，所以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适可而止，历经康雍乾三代，才彻底解决厄鲁特问题，英明如斯之康、雍二帝也不能不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学人将康熙帝与俄国彼得大帝作比较。俄国沙皇谋求商业资本积累，支持商人向东方发展，他的军队也循着商人的足迹向东殖民，商人起着打前站的作用。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允许俄国商人到北京贸易，并让出大兴安岭以北的大片领土，适应了俄国商人的要求。换句话说，俄国商人推动了帝俄的领土扩张。反观中国商人，政府不支持他们，根本没有打前站的作用。后来活跃在蒙古地区的晋商，也是在《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兴起的。被贱视的中国商人不可能促使朝廷向边远进军。中国官方在对外事务中大多考虑政治因素，不顾及商业利益，所以显得片面和眼界狭小，并不见多么精明。因此我们说清代的英明君主，在外交事务上缺乏应有知识，气度不足，与其在内政方面的精明不相协调，显得保守而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