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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思想认识是指清朝人对学术与实践关系的见解，是指对西方的了解，从中可知清人学术观念与社会演进的关系。
生活在明末清初乱世的思想家中，颇产生一批经世致用的学者（如顾、黄、王），他们研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探索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制度。这时的经世致用之学，在伸张汉民族气节之外，希望解除社会积弊，造成民人安居乐业的局面。这种治学的态度，无疑是对社会有益的。清朝政权稳固后，实行强化思想统治政策，致使学术界走入乾嘉考据学的逃避现实之路。考据学就其本身讲成就卓著，在哲学、经学、史学、方志学、古器物学、图书文献学诸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但是学人钻进故纸堆，脱离社会发展需要，注定不能长久。在道光朝外患内忧的严重形势下，学界开始摆脱经院式的考据学羁绊，恢复清初的经世致用学风，《切问斋文钞》，特别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标志这一学风的再度问世，以后续编、三编、四编、五编相继出现，表示经世致用思想风靡一时。但是如果只是传统的经世观念，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要求，必须赋予近代因素才能促使中国社会前进。
在对待西洋文化方面，明末的士大夫是比较开化的，大学士徐光启、李之藻接受天主教洗礼，他们努力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但是清初士人做了反方向的运动，乃有杨光先辈与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的历法之争。加之康熙后期开始的清朝政府驱逐传教士政策的实施，致使以后的百十年中乏人谈西学。及至魏源给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注入新的内容。随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维新思潮兴起，志士仁人开始接触到西方议会政治，其中激进者业已向国人宣传，同时要求发展商品经济，要以“商战”对付殖民主义者的“商战”——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经济。维新思潮已突破传统经世思想，是近世经世致用之学，但学以致用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如何认识西方问题上，《皇朝经世文五编》的编辑者指出时人的弊病：“言西法者，仍以中国言西法，非以西人言西法也。”语出惊人，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今日，大约它仍未失去启迪人的作用。
要之，从经世致用之学到维新思潮，清代学术思想界不断地变化，但是步履维艰，进步虽有，却难于适应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