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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承袭了明朝的内阁制，又另创军机处制度，用军机大臣分割大学士的职权，使内阁只承办一般性事务，由军机大臣参与重要的机密的政事，凌驾在内阁之上。但是军机大臣只有参议权，没有任免权和行政权，虽有“枢相”之名，实质不过是皇帝的参谋长和秘书长，一切大权皆操在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分配上，从秦汉的丞相制，到唐代的三省制，再到明朝的内阁制、清代的军机处制，是相权的越来越缩小，皇权的越来越加大。相权根本无法与皇权抗衡，从而也难于为专制皇权的弊病起到补救与调整的作用。清朝皇帝置宰相于幕僚地位，大权独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皇权发展到顶峰。但是像任何事物一样，当其到达顶点时，也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清代皇权变化较快，由于外国的侵略和内部的演变，清代后期皇权在事实上衰落了，后来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预示君主专制及其政体行将结束。议会制虽没能在清代实现，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北洋军阀当政时期也不能忽视它。
清朝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冻结人口税，并把它改从土地税中征收。这虽不是取消人头税，却使它与人口不发生直接关系，因而引发出两项社会大变动，其一是政府放松对人民的控制。中国历史上赋役制度长期是徭役（人口税、户税）重于赋税（土地财产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然加强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立法上严禁脱漏户口，未经允许民人不得离开乡里，将人民固着于土地上，于是政府掌握民户的多寡成为其盛衰强弱的标志。迨到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制度，赋、役皆从土地中征收，与掌握人口多少已无直接关联，从而再没有必要那样严密控制民户，遂放松了户口管理制度。这样民人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了，离开乡里、改变职业的可能性增大。清朝后期流民散布全国，虽然是传统社会经济衰败的产物，但政府不再严格控制人口也是使它得以流散的原因之一。其二是人口暴增。人口不再有赋役的负担，激发了人口的增长。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明朝最高，不过6600万，实际上可能在宋、明皆达到1亿以上，但是正式统计超过1亿的是在乾隆前期，而到乾隆末年已高达3亿，及至道光朝已是4亿以上了。人口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增殖得毫无节制了。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人口增长过多过速的问题，成为社会前进的一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