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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传统宗族的演变 |
本文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十则案例，观察宗族的活动及其社会属性向近代民主团体方向的演变，认为北洋政府司法行为起了推动作用，进而从这一侧面了解家族在北洋时期的历史地位。
20世纪10年代，湖北夏口王氏宗族修谱，主修王继树将以前“娼优隶卒”不许入谱的规定，改为“营业不正”不得上谱，允许唱戏演员王继炎及其妾——演员甘氏上谱，王继均等人反对这种改变，于1918年将王继树告到湖北高等审判庭，认为依据清朝习惯谓优伶就是“营业不正”，不能上谱，应当销毁族谱，重新编修，费用由王继树负责赔偿。审判庭驳回其上诉，说清代所说的卒，即为今日的士兵、警察，职业虽同，身份迥异，至于“优伶营业，为社会教育事业之一种，根本不能谓之不正，则王继树等许王继炎入谱，系因谱例改良之结果，不能谓为违反习惯”。王继均不服，上诉北京政府大理院，说营业不正与娼优隶卒意思相同，“业优之人，有何身份，当然不能载入宗谱，否则就是世代羞辱”。又说本案争论焦点是家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大理院将其驳回。
传统宗族多有对族人职业选择的规范，不许从事贱民职业，做奴婢、皂隶、优伶，以至出家做和尚道士、轿夫、理发匠、胥吏、衙役、长随，否则削谱黜宗，王继均等人告状是坚持传统认识和做法。法庭的观念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尊重人们的职业选择，将清代被视作下贱营生的优伶，看作是教育事业的行当，令其社会身份大为提高，这是平等观念在法律上的体现；其二，既尊重家族习惯，更支持改良，如赞成谱例更新，支持家族事务的更革。夏口王氏的案件，反映宗族观念自身在朝着现代方向演变、在前进，而法庭、法律支持这种进化。
湖南浏阳于渭溥等人是于氏家族的义子后裔，于氏宗族在乾隆、同治年间修谱，允许于渭溥等人均上谱，及至1919年修谱，于鸿黼等人以于渭溥等人是异姓抚子后裔，不能进入正谱，而应列于副谱，双方争持不下，于是打起官司，法庭尊重宗族习惯，支持于渭溥等人上正谱。
浙江浦江曹梦岐，在民国初年拆庙宇，办小学，观念新潮，可是反对异姓乱宗，族中有人养郑姓外甥为继嗣，祠规不许上谱，该人上告，曹代表祠堂应诉，结果败诉，自云为终身遗憾。
1917年，山东历城崔尚义、崔尚衢两兄弟的后裔打官司，崔尚义后人崔光录认为崔尚衢一支的崔厚荣等人是义子之后，不认为是同宗，山东高等法庭支持义子崔厚荣，大理院倾向于崔光录，令山东重新审理。
1920年，浙江慈溪张氏家族发生案件，原来在道光三十年（1850）编修的家谱，载有“螟男大佃，例不入谱”的内容，1904年纂修的族谱仍有此字样，1919年，大佃子孙要求上谱，谓其先人并非义子，只是因为信仰基督教遭到排斥——不许上谱，张锡尧等256人联名反对，告到法院，浙江高等审判庭支持被告，大理院支持原告，令浙江再审。
崔氏、张氏两个事例，表明省审判庭主张异姓上谱，而大理院不然。在异姓上谱方面，各级法院观念不一，表明人们的意识处于矛盾状态。
宗族基于血缘原则，反对异姓乱宗、异姓上谱，对于无子家庭的立嗣，强调应继原则，可是家庭往往希望实行爱继原则，以及抚养异姓义子，或以外孙、外甥为嗣，家庭与宗族这类冲突，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北洋时期亦多次发生。如何理解异姓与宗族关系？宗族对于拟制血亲具有双重的矛盾态度，皇家用赐姓巩固政权；军阀、宦官用养义子扩展势力，宦官等因有财产的传承需要义子；宗族为壮大力量，有时吸收异姓成员，如宗族间械斗严重的地区（广东、福建），宗族就一定程度上忽视血统原则。拟制血亲对宗族发展，扩大影响，立足社区社会有正面作用。但是宗族是血缘组织，需要保持纯血统，所以许多宗族坚持血缘原则，反对异姓继嗣，不许上谱，或别立副谱，以示与本根子孙的区别。可是族人家庭立嗣，受宗族限制，时而发生冲突，遂有案件出现。宗族是半被迫、半主动地接受拟制亲，破坏其血缘原则。终于不断出现联宗、联宗修谱、联宗会、宗亲会，向同姓俱乐部方向发展，如此，宗族就异化了。
话说回来，宗族逐渐接纳拟制血亲，北洋政府法庭基本上抱持支持拟制亲态度，是顺应形势发展的，兼顾了宗族、族人双方利益，特别是支持族人家庭的选择立嗣权。
河北宁津县李昌瑞拾养李金钟，李昌瑞亡故，族人李安居要求继承其遗产，1910年知县断给李金钟40亩田地，作为亡者对义子的抚恤。及至李金钟死亡，李昌瑞族人以其为异姓，不许安葬祖坟，40亩田产不许其妻李王氏继承，引起争执，1915年起诉到大理院，院判允许李金钟下葬李氏祖坟，其妻继承田产。
这一案件涉及异姓安葬祖坟和寡妇继承权两个问题。早在宋代寡妇对遗产有管理权，无所有权，即使奁田，若改嫁也不能带走。明清时代亦然，如吕坤《实政录》所规范，寡妇不改嫁，丈夫遗产归族人，留下一部分给其养赡，或者立嗣，由嗣子继承。李金钟的案例，反映寡妇有全部财产继承权，而且这个寡妇还是螟蛉义子的遗孀，宗族也只能接受，说明女性拥有继承权，这是女权提高的明证。
民国初年，浙江余姚徐氏修谱主持人徐杞棠，误以为徐文炬之妻倪氏所生之子宝华不是徐氏血胤，不准上谱，徐文炬不服，提起诉讼，浙江高等法庭审明宝华实系徐文炬之子，驳斥徐杞棠，应予宝华上谱。
1917年浙江安吉王徐氏状告继子王其渭虐待罪，欲废其继嗣，审判庭令王氏家族近亲调解，然而近亲不同意废嗣，徐氏继续起诉，法庭判决维持嗣母子关系，并令嗣子赡养嗣母。
余姚徐氏修谱主持人徐杞棠的行为，代表宗族按照传统的宗法观念行事，实际上是压迫族人、控制族人，但族人敢于反抗，并且通过国家权力机构的法院作出抗争，是伸张个人权利；安吉王徐氏状告继子案，并敢于持续上告，是藐视王氏宗族。将两案联系观察，是族人维护自身权利，不容宗族干涉，是公民意识或多或少的体现。
约在1916年，浙江奉化张氏重修族谱，依照惯例，在改嫁妇女名下注出“改醮”二字，有人说寡妇张孙氏已经改嫁，名下应写“改醮”，从而引起官司，大理院按照尊重家族习惯原则，认为若系确实改嫁，就书写“改醮”，否则也不能写出侮辱性字样。
尊重习惯有两种意义，一是维护其合理性，社会习惯往往有其合理性，法庭尊重宗族习惯，处理一些案件，可能符合民情，有益于宗族安定；另一方面，习惯中有许多是不合理的，如前述族规中对族人职业选择的限制，所以不能不加分析地尊重习惯。北洋时期法庭的态度是在习惯法中作出选择，有时依习惯，如“改醮”事，有时又不，如优伶事，如何处理，同法官的个性、观念有关，不是纯粹依据习惯，这也是观念更新的表现。
先进的宗族主动尊重族人间的平等，是平等观念增强的表现。案例中仅有夏口一例，但其他方面不少，如上海朱氏、曹氏按照议会制组建宗族族会，有会章，会员有权利、义务；如江西萍乡刘氏，实行族事公议原则。这些是克服宗族自身的宗法性，令其组织向近代社会团体方向演化。
政府的支持，甚至走在民间前面，有倡导作用，夏口事例极其明显。其近代内容，体现在关注公民身份平等、男女平等，伸张公民权利。
一个时期，学术界视北洋时期为黑暗时代，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乏善可陈。上述法庭判案的事实说明权力机构在进步，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或谓其时文化发展，言论较为自由，是军阀忙于混战，无力、无暇顾及，并非想实行民主政治。然而其时观念在变，在向近代民权观念方向转变，并非只因军阀混战，无力控制，只好默认。北洋政府时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参加一战，为战胜国；文化事业发展，其时出版的《辞源》《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是典型；民间社团活跃，然应遵守法令，从五四运动看，蔡元培等人倡导法制观念，反对学生打人，烧人住宅，强调依法处治，而不能私自刑罚。
（2010年10月13日草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