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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死人才能有雕像，但我还健在时就被塑成了雕像。活着的我就已被石化了。
这尊雕像凝聚了国人对我所做的诸多贡献的赞赏与感谢，维达拉嬷嬷当众宣读的嘉奖令是这么说的。她是被我们的上级长官指派去宣读的，她可没有一星半点的谢意。我尽可能表现得谦逊，谢过她，然后一拉绳子，扯下那块披裹在我身上的布；盖布掀起波动，翻滚落地，露出了矗立的我。我们嬷嬷通常不会在阿杜瓦堂欢呼喝彩，但这时响起了几下谨慎的掌声。我也颔首示意。
我的雕像比真人高大，所有的雕像都有这种倾向，而且把我雕刻得更年轻、更苗条，我的体形都好些年没那么匀称了。我站得笔直，肩膀往后挺，唇角上翘成一个坚定但亲善的微笑。我的眼神固定在时空里的某个点，可以理解为代表我的理想主义、毫无畏惧的忠于职守、克服一切阻碍向前挺进的决心。这倒不是说我的雕像能望见天空中的种种景象，因为它被安置在阿杜瓦堂门前步道边的一丛郁郁的矮树和灌木里。即便变成石头，我们嬷嬷也决不能太狂妄。
紧攥着我左手的是个七八岁的女孩，她用信赖的眼神举目望着我。蹲在我身边的是位使女，我的右手搭在她的头上，她的头发被遮盖起来，抬起的眼神透出一种或可解读为畏怯，或可理解为感恩的神情。她身后是我的一个珍珠女孩，准备启程履行她的传教使命。悬挂在腰带下的是我的电击枪。这件武器让我牢记自己的诸多过失：若能更有成效，我根本用不着这种工具。用我言语的说服力本该足矣。
就群像而言，这个作品不算太成功：太拥挤了。我倒是希望自己更突出一点。但至少我看上去是理智的。这个雕像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副尊容，因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女雕塑家——她去世后被追认为真信徒——惯于让她作品中的人物双目鼓凸，以此表现人物狂热的虔诚。她做的海伦娜嬷嬷的半身像看似暴怒，维达拉嬷嬷的那尊像是甲亢患者，伊丽莎白嬷嬷的则像随时都会爆炸。
揭幕时，女雕塑家很紧张。她对我的刻画雕琢足以传递出奉承之意吗？我会赞许吗？我的赞许会是 有目共睹 的吗？我玩味过一个念头：在盖布滑下来时皱起眉头，但三思后决定不那样做，我并非没有同情心。于是我说：“很生动。”
那是九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的雕像历经沧桑：鸽群不遗余力地点缀我，苔藓从我潮湿的裂隙里滋长蔓生。崇拜者们在我脚下留下供品：鸡蛋象征繁育，橘子代表妊娠圆满，羊角面包对应月相。面包类的东西我都置之不顾——通常都会被雨淋湿——但我会把橘子揣进口袋。橘子是多么让人神清气爽啊。
我是在阿杜瓦堂的私人书房里写下这些的——在我国各处兴起热情万丈的焚书运动后，只有屈指可数的图书馆得以保存下来，阿杜瓦堂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给即定到来、道德上清白无辜的新一代创建一个洁净的空间，过去留下的一切腐朽、沾血的指印必须被抹除殆尽。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其中也有我们自己留下的血手印，那可没那么容易抹除。这些年来，我埋葬了许多尸骨；现在我要把它们重新挖出来——哪怕只是为了让你，我不知名的读者，有所启迪。如果你正在看，说明这份手稿好歹是保住了。虽然这可能只是我的白日梦；也许，我终将没有一个读者。也许，我终将只是对墙自语
，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引申意义。
今天写得够多了。我的手痛，背也痛，每晚一杯的热牛奶还在等着我呢。我要把这份啰里啰嗦的东西塞进它的藏身地，避开监控镜头——我知道它们在哪里，因为都是我亲自部署的。虽说这么小心，我还是很清楚自己在冒多大的风险：写下来，就会招致危险。会有怎样的背叛、又会有怎样的公开谴责在等待我？阿杜瓦堂内就会有好些人巴不得搞到这些纸页呢。
再等等，我会无声地给予她们忠告：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