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自然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对其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传统中国城市的城墙和城门把市民与乡民隔离开来，不仅限定了他们的活动空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他们的身份等级，后者总是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城墙也奠定了城市规划的基础，所有建筑，特别是那些与街头有关联的建筑，都不得不与这个既有的设计相吻合。另外，街道也限定了邻里和社区的界限，在一定的区域内，市民之间以及他们所共有的公共空间之间相互发生着影响。

传统中国城市几乎都有城墙， ^[8] 过去的成都城墙恐怕是城市中最显要的建筑，环城22.8里，有城楼4座，城门4座，墙厚 1.8丈，高3丈。东西门相距9.3里，南北相距7.7里。根据同治年间《成都县志·城池》：“乾隆四十八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奏请发币〔帑〕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计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楼四，炮楼四，城楼顶高五丈。” ^[9] 城墙是成都最高的建筑，站在上面可鸟瞰全城，“屋顶覆盖每一寸土地，犹如一片海洋，尽收眼底”。 ^[10] 城墙起着保护城市和控制居民的双重作用，但是与其修筑的初衷大相径庭的是，城墙还成了大众娱乐的场所。除了人们经常把城墙作为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外，成都的许多节日活动和庆典都在城墙上举行。

整个清代，四个城门是成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东门称“迎晖”，南门称“江桥”，西门称“清远”，北门称“大安”。 ^[11] 地理学家章生道（Sen-dou Chang）曾研究中国城门的文化含义。他指出，东、南、西、北门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联系，“南门象征着温暖和生命，北门却代表着寒冷和死亡；盛大的庆典和仪式总是在南门或南郊，北门或北郊却与军事有关”。 ^[12] 城门通常在黎明开启，在晚间关闭，门卫盘查过往行人。

成都城市布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城之内另有两个小城，即满城（又称“少城”或“内城”）和皇城，而且这两个小城都有自己的城墙。一首竹枝词描述了从市中心的鼓楼眺望所观：“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即皇城——引者注）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满城坐落在成都西半部，为满营驻地和满人聚居处，“以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13] 19世纪末，伊莎贝拉·伯德到达成都时，“从西门进入，穿过宏伟城门和绿树成荫的路，来到满城。满城是一个空旷的地区，到处有围墙的菜园、树林环绕，房屋大而破旧。街上的一些商店招牌写有满文”。城市中有满营并不足为奇，根据欧立德（Mark Elliott）的研究，到18世纪中期，仅江南城市就有18个满营。驻防八旗虽然十分普遍，但也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遍布于中国的每一座城市。 ^[14] 处于成都城市中心的皇城是汉朝遗址，但明朝曾重建，周围被御河环绕。一首19世纪中期的竹枝词称：“蜀王城上春草生，蜀王城下炊烟横。千家万家好门户，几家高过蜀王城？”皇城中心是贡院，三年一次的乡试便在此举行。皇城城墙呈矩形，也有四个城门，显出历尽沧桑的古旧气派。正门前有一座巨大石牌坊，上有康熙皇帝手迹“为国求贤”四个大字。

除城墙外，桥和寺庙在成都城市生活中有着显著地位。成都城为大河环绕，而且一条河横穿市区，因此桥梁成为交通必需，也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各种人物，诸如小贩、季节性雇工、江湖艺人等三教九流经常聚在桥头，把桥头作为他们的市场和表演舞台。一些桥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如东门大桥和东门外的九眼桥都是宋元或宋元之前的古迹。 ^[15] 桥头、桥下的空地、沿河两岸经常有人们聚集，或作为交易市场，或作为娱乐场所。成都也有很多寺庙，无论佛道还是城隍、宗祠、文庙，每天都是热闹去处。 ^[16] 庙前的空地是游方小贩和民间表演的场所，吸引了众多的围观者。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庆典和传统的庙会，它们不仅是宗教仪式，而且是公共聚会。这些活动主要由当地宗教、社区、行会等团体来组织，而政府很少干预。

街道是市民共有的最基本的公共空间，其面貌和功能也各有不同。19世纪中期，成都有400余条街道，清末5l6条，民国时期734条。 在外来人的眼中，成都街头总是充斥着行人、轿子、推车，“凉棚、幌子、大招牌、旗子把狭窄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商业区的主要街道干净整洁，商铺装饰华丽，总是挤满了购物的人群；而一般的小街小巷却简陋肮脏，精英阶层很少光顾。在穷人区，人们生活在低矮的房子里，由于室内空间非常小，所以诸如吃饭、做手工、休闲等日常活动，都不得不在室外进行。虽然那些是背街狭窄，却经常塞满了货摊、小贩、桌子、临时搭的棚。大多数街道铺有石板，但有些未铺石板的街道，水沟开在路旁，道路中间为独轮车铺有一溜石板。全城商业和居住区域并不隔离，因此“任何地方都是居住区，街上到处都是小孩、鸡禽和猪豕”。这样一种居住模式决定了成都市民与街头的密切关系。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