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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为四川省会，亦为四川盆地的中心，四山环抱，处于长江上游相对封闭的地区。 [1] 直至20世纪初，从中国东部到成都的旅途仍十分不便，虽不再像唐代李白所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交通闭塞的状况仍未真正改观。成都平原恐怕是中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西方旅行者称其为“绿色且心旷神怡之地”。在西方传教士所留下的旅行记中，这个地区到处是城墙环绕的城市和交易繁盛的乡镇。在华北，农民聚居村庄；而成都平原的农户居住模式却是散落的。在那里，农舍和祠庙隐蔽在茂密的竹林中。正如一位传教士所描写的：“从山上遥望平原，丛林与田舍相间，随季节时而绿色，时而金色。” [2] 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在1899年写道：“成都地区气候宜人，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肥沃，精耕细作，一年可收三到四季。”此地物产丰富，“有难以估量的森林和矿藏，特别是最有价值的煤矿”。 [3]
图1-1 成都城外的一个路口
罗林· T．钱柏林（Rollin T. Chamberlin, 1881—1948）1909年摄于成都。
资料来源：Beloit College Archives。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是中国腹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1910年为33.5万人，6.8万户。有人估计，1920年其人口已经翻番，但我认为35万是比较切实可信的数字。 [4] 西方人留下不少赞扬成都的文字，伯德到成都之前，便听说成都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一个小北京”。哈佛教授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甚至认为成都“恐怕是全中国最佳的城市”。成都给一个日本人的印象是，其建筑显示出类似京都那样的“古典风格”。 [5]
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时代便为蜀国的首都；在唐代是中国最繁盛的城市之一，以至于有“扬一益二”之说。
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四川经历了半个多世纪（1622—1681）的战乱，包括成都在内的大多数城市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萧条、百业凋零、人口流散。然而在清前期，特别是乾隆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明显的恢复。
与华中和沿海地区的城市相较，19世纪下半叶成都的发展相对缓慢。在关于汉口和浙江的研究中，罗威廉和冉枚烁（Mary Rankin）强调了太平天国后社会的重建，在此过程中，地方精英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剧烈扩张。然而四川在太平天国时期所受损失极其有限，因而并无随之而来的重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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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晚清，西方对成都的冲击并不明显。事实上，按伊莎贝拉·伯德在1899年的观察，那时的成都也“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巴金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家》中，仍把成都描写成保守和专制的代表，而把上海作为现代和自由的象征。 [7] 当然，这样一种认识反映了一些新的、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当他们热切拥抱西方文化时，对传统持猛烈的批评态度。不过当时人们对成都的这种印象，也的确反映了成都的社会变化相对缓慢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成都所保留的传统文化较之沿海、华北以及华中的城市多得多，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因此观察到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的“另一个中国”（another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