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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和写作主要集中在微观历史，但是我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研究，是从宏观开始的，有点像用一架望远镜来观察这个巨大的区域。我于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一书，受到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研究的极大启发，没有把研究局限在四川省，而把整个长江上游区域作为对象，便是其影响的结果。《跨出》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是C. E. 布莱克（Cyril Edwin Black）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使我获益匪浅。 [1] 在年鉴学派影响下，《跨出》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下。
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跨出》“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看作是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跨出》是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演化”。
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
然而在《跨出》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中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中，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我在进行《跨出》的这项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该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向现代演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的评价；换句话说，《跨出》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该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 “话语”（discourse）。例如在讨论民风民俗一节时，所使用的“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把大众宗教都简单地归于“迷信”等，都是当时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做认真辨析。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研究风格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照《跨出》，从《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两卷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可以看到我的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极大转变。如果说《跨出》是以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变化的话，那么后三本著作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跨出》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之上。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民众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民众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如果说《跨出》注重“变化”，那么对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虽然也讨论变化，但是更强调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持续性”（continuity）。因此我的研究范围也大大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城市，从社会的各方面聚焦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从200多年漫长的清代限定到20世纪前后60年（街头文化）和20世纪（茶馆）的历史。
研究街头文化和茶馆的课题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论文之前，系里要求每个博士生必须提交一篇在原始资料基础上写成的研究论文，并在系里举办的讨论会上宣读和答辩。在选题的时候，一开始我打算写晚清成都的改良人物傅崇矩，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来观察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通过他的眼睛来看晚清的城市社会。在晚清，精英人物大部分关注的都是很大的问题，如国家政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弊病问题、专制问题，还有关于西学东渐和西方影响的问题。傅崇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非常关注下层民众的问题。他做了一个详细的社会调查，编成了八卷本的《成都通览》
，包罗万象，犹如晚清成都的百科全书。他还创办白话文报纸，这些都反映了地方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处社会的观察。深入这个题目后，我发现需要收集的资料涉及很广，我把触角延伸到档案、游记、日记、报刊以及文学资料，包括诗歌和小说，其中有不少描述了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包括商业、娱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我决定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观察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虽然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把研究限定在成都这个比较具体的区域上。
《街头文化》的英文题目“Street Culture”的形成则带有某种偶然性。在我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 [2] 可以说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尽管当时对“urban culture”（城市文化）、“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mass culture”（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庶民文化）等概念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记得1995年在草拟论文提纲时，我的最初题目是“Popular Culture on the Street”，直译便是“街头上的大众文化”。但在论证这个题目时，有时为方便起见，行文中也用“street culture”。不想我的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审读这份报告时，对“street culture”这一组合十分欣赏，建议以此作为题目，以更简洁醒目。因此，这组合虽然是我偶然中所造，却是罗威廉教授帮我提炼而成的。
把研究的着眼点聚焦在街头文化，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仍缺乏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加深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街头文化》完成后，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完成关于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两卷本专著上。茶馆的课题是街头文化研究的一个逻辑发展。从1995年着手写作《街头文化》一书起，我便竭力发掘关于地方文化的细节资料，然而困难重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成都市档案馆翻检出关于成都社会的各种珍贵档案资料时，我才真正有了进入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的可能。当我在成都市档案馆阅读那些卷帙浩繁的案卷时，一份又一份有关日常生活的资料浮出水面，当时激动又兴奋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好在那个时候档案查阅相对开放，允许复印。那些档案的复印件，我在回美国的路上一直随身携带，甚至不放心托运，须臾不敢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有任何闪失。
回到美国，我仔细通读这些档案资料，成都微观世界的秘密在我脑海徐徐展开：我看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剧烈的政治动荡，在经历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进行的，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这些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实际上，从经济上讲，茶馆是一个市场；从政治上讲，则是地方政治的大舞台，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和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
在《街头文化》中，我对茶馆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不少问题，其后我关于茶馆的专著则把许多已经提出的问题深入化、具体化和微观化了。这个课题使我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从整个成都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缩小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并由此去观察那个大世界的变迁。空间范围的限定，使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项关于茶馆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微观历史”虽然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外，还因为对于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教会、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档案记录。虽然我并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使我能够进入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我在《茶馆》的第一卷中强调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所谓的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怎样影响到地方文化；二是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和反抗国家文化的渗透和主宰。实际上，我是在考察两者是怎样互动的。读者不难看到，我对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无限的扩张是持批评态度的，这当然也反映了我的史学观——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观察问题，同情下层弱势群体的遭遇。在此，值得强调的是，我并不同意有些论者所言，认为我在该书中忽视了现代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相反，我从未否认这一角色。但我关心的问题是，在推进现代化的无数措施中，普通民众究竟得到了多大好处，又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当然，我关于微观史的实践，不仅限于城市日常生活，同时还关注乡村，特别是关注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我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这本微观史的著作中，通过这个在四川地区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观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探索其发生、发展的秘密。袍哥作为一个反清的政治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斗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这个组织既垄断了许多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又为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所以大量民众加入其中，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当代社会之中，同时也是我研究的重点。这个课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理解秘密社会的长远影响。揭露一个秘密社会内部的秘密，揭示一个地区在一个长时期的社会控制，揭开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重的群体的秘密生活，对我们认识过去中国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均有所裨益。
我对袍哥的研究涉及过去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所缺乏的问题，考察了这个组织与民众的关系、组织的性质、语言、仪式、兄弟情谊、帮规、社会网络、分层和分野、组织结构、暴力、社区影响和控制力，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以及与社会各阶层、政府、军队、政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等。关于仪式，这一研究并不把袍哥当作一种民间宗教，我认为袍哥的各种仪式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崇拜，倒不如说是身份认同——作为兄弟会结盟的组织，这种仪式对于相互认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以袍哥的语言为例，秘密语言具有各种功能，如保护组织内部的秘密，提供一种表达手段，以达到特殊的目的，并在限定的集团内稳定成员，控制信息流动以及交换。袍哥隐语的发展基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其组织的反应机制，二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政治卷入。秘语与暗号为袍哥创造了一种身份认同，为其成员与他人之间建构了一条分界线，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袍哥隐语成为四川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展，其秘密语言也逐渐影响到地方社会。通过他们的隐语及暗号，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四川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追溯这个社会集团怎样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在民众中建构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次文化。
过去的研究虽然也重视社会控制，但是主要局限在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几乎没有关注到秘密社会组织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对袍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以其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例：在四川，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为“吃讲茶”，这样茶馆就成了一个解决纠纷之地。袍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这样的活动也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更愿意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一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有人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民众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
中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社会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向其发起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袍哥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便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都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类活动在1949年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才随着袍哥的毁灭而消失。
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更多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黄仁宇风行一时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世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书写这样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整个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部帝王将相、英雄以及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书写他们，才能建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宏观历史当然是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历史何必厚此薄彼？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生恐这样降低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 [3] 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所关注的默默无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依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上，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主导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普通个体则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成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在过去，可以说几千年来关于成都的各式各样的资料都留存了下来，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只用这些资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实的历史，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的历史记录，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叙述很多，关于重要人物的记录很多，但是真正关于普通人、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却说不清楚。今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了解多少50年前、100年前，一个普通成都人是怎么度过他的一天的，他是怎么在街头上或茶馆里活动的？现在我们每天看电视，其中所演的都是皇帝、大人物的事迹，或者是政治运动、战争，但是真正对占人口99%的一般民众，我们了解甚少。
研究日常、研究下层，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一动力却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五朵金花”之一吗？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其领导者为中心的。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而他们的“英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我们的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
地区或地方的研究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也是历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和抽象的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地方知识，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津津乐道，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4]
一位我十分钦佩、成就斐然的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曾经告诫道，“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言下之意是只有选重要题材研究才可能成就杰出历史学家，所以他所做选题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题目。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不少国内史家的共鸣。但是我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题目”学者的眼中，巴黎圣塞佛伦街印刷作坊学徒工的杀猫，巴厘岛上原住民的斗鸡，成都穷街陋巷边茶馆的清谈…… 应该都是末流题目了。其实，难道我们不认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
我们的史家热衷于宏大的政治叙事，还在于我们受“定性历史学”的影响。这种“定性历史学”显然源于中国史学“臧否人物”的传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史家更重视的是价值判断，而疏于探索这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更谈不上在历史的语境下对某个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做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性质的判定上，强调是进步还是倒退，正确还是错误，革命还是反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了历史的审判官，而非冷静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经常充斥着政治名词，但又经常对这些名词缺乏学术的限定。
研究历史应该作为一种学术和文化事业，应该与功利和运用相脱离，这便是国人颇为诟病的“纯学术”的问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让自己的思想在所研究的历史中飞翔？历史是否给人们以启迪，是否能为当政者提供“资治”，应该让他人去判断，而非历史学家自身。一旦一名史家对其所研究的对象带有一种功利的目的，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在社会高度分工的今天，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些人进行“纯粹”的历史研究呢？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便是它的非运用性，它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一部分。当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容忍历史学家脱离现实地研究历史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对一些历史问题做出深刻的认识。
当然，历史学家应该具有情感、正义与现实关怀，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应该左右他们冷静的历史判断。当我们看到一些史家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撰写历史时，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是否公正加以警惕；当我们听到一些史家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人“违背”了什么原则时，我们应该认真问一问，历史研究除了诚实公正、言之有据、独立思考外，真的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清规戒律吗？
要允许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学家发表与现存的主流历史书写不同的历史观点，问不同的问题，做不同的解答。如果历史研究已经有了现成的标准答案，那还需要我们研究历史吗？或者，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还会有任何生命力吗？当我们看到有史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口吻，指责史学研究的所谓“不正常”或“不正确”的倾向，为别人的研究贴上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时，我们就应该问问，是谁来判断“正常”与“不正常”，“正确”与“不正确”，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当我们只允许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一种既定的标准解释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历史学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当我们用学术之外的权力来捍卫一种学术观点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如果一种学术需要权力来捍卫，这种学术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逃脱所处的语境，尽管我在这里一方面竭力提倡“出世”的纯学术研究，但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目前一些史学研究倾向的担忧，表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入世”的态度。这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试图独立思考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吧。
目前的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对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他们能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发现如此简单的问题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种方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语分析”（discourse），正逐渐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术领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这一倾向可以从那些“后现代”的作品中清楚看到，但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在“象牙塔”中的专家看的，其中所运用的许多复杂的理论和术语经常使普通读者陷入云里雾里，以致迷失了方向。另一种倾向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还使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读下去。持这种倾向的史家主要采用的是“叙事”（narrative）的方法。如果说“话语分析”是把读者置于所分析的“事件”之外，观看作者怎样熟练地把一个整体原子化，从而各个击破，使观者看到从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的内部，那么“叙事”方法则力图把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以说是把这种方法用到了极致的一位历史学家。
无须解释，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劣。据我的观察，虽然“话语分析”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但美国历史学——无论是美国史、欧洲史还是东亚史——仍然是“叙事”方法居主流地位。我个人的研究显然接近后一种方法，这当然与我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进行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和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时，我力图使这些研究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虽然是学术著作，我竭力使其具有可读性，让读者通过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
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节目制作人丹· 休伊特（Dan Hewitt）有句名言——“告诉我一个故事”（Tell me a story），以讲述故事的手法来进行新闻报道和分析，他对美国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有着重大影响，创办的电视新闻周刊《60分钟》（ 60 Minutes ）开启了新闻报道的新里程。我的历史写作也持有类似的原则，讲述在过去发生的故事，揭示细节。这些细节，是我思考人们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如何控制和影响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国家文化等更宏大问题时所必需的。
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在茶馆的研究中，我研究的虽然是茶馆这一最基层的公共空间，但关注的却是国家权力怎样改造和打击地方文化。这就不仅仅涉及成都茶馆，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即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反抗国家文化的打击。微观历史的取向，使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写城市的微观世界，需要把各种支离破碎的细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叙事。
日常的研究取向，注重细节的描述，的确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离破碎而难以自拔的困境中。近年来，这也引起了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细碎化的担忧。最近十来年，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对此我觉得，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还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座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例如《茶馆》的第一卷就是靠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支撑的：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同时，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因此若要避免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对大问题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对个案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
其实，碎片化的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过去西方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 冯· 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然后又是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 [5] 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题目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但这些研究也最容易被诟病为“碎片化”。 [6]
但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它仍然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家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犹如司马迁所说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怀有指点江山的抱负，结果使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地总结成了几朵金花、几次战争、几次革命高潮，等等，众多的学者拥挤在若干所谓“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
最近三四十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影响，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这种倾向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开始对“碎片化”进行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过去中国传统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学者只关心历史重大事件、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等方面，对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缺乏兴趣，或者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我认为，其实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即从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而史家对什么叫“研究价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经常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没有价值？主张眼光向下、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当然会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日常生活关系普罗大众。而钟情于国家叙事的史家，则把着眼点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上，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自然不在他们的法眼之下。
现在我们讨论“碎片化”，是因为一些学者认为这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任何课题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意义的理解却截然不同。不少批评“碎片化”的学者认为意义一定在于能说明一个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理解。但难道我们不认为，一个小课题的研究，如果促进了我们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微小方面的理解，也是一种贡献吗？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我觉得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个小问题。
其实，我们所说的“碎片化”，是针对整体化而言的，如果我们不使用“碎片化”这个词，而用“局部研究”来代替，或许我们就会觉得“碎片化”并非总是消极的了。任何一种“化”，都存在消极的因素，关键是消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 对“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存在偏差甚至谬误。因此，我更倾向对整体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旗帜下，存在大量空洞化的重复研究，其内容不过是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有些学者认为史学“碎片化”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问题小，而在于“以小见小”。诚然，一些研究不能把其课题放到更大的问题上去讨论，但并不是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我们喜欢用“开拓性”这个词来说明研究价值，其实一般来讲，研究“碎片”比研究整体更容易创新。所以，与其要求没有多少经验、没有能力去把握整体、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甚至没有出茅庐的研究生）去思考大问题，还不如鼓励他们去研究“碎片”，他们的论文哪怕有一丁点儿新意，有一丁点儿独到的发现，也比那些大而不当、雄心勃勃，但没有任何独创的所谓研究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能支撑的范围之内。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被归入所谓“碎片化”的研究，也并非全然是简单的描述，而是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历史的意义，虽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种种毛病，但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学术研究和写作能力的制约。我们应该理解，课题本身经常决定了研究者最后所能回答的问题，一些史家致力于一些政治性课题（如战争、政府、政党、思想等）的研究，我们当然期待他们的成果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变迁等大问题做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课题，如物质文化的研究，我们的读者却不必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如果这类小课题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或现实的重大问题，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这不总是我们应该期望的目标。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里有整体？没有零件，哪里有机器？当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学者批评“碎片化”的初衷，他们担心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迷失在细节之中，特别使他们诟病的是，这些年轻学者不能把小问题提高到解释大问题的程度或从更宏大的理论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我认为，批评“碎片化”的学者，对史学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满足对“碎片”（局部）的认识，似乎任何研究课题都要提供对国计民生等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义。
上面提及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尽管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但只要零件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会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所以，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做出了贡献。以考古学研究的碎片为例，如果在地下发现了一块古代瓷瓶的碎片，一名学者对这块碎片进行考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碎片研究。我们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对象，不也犹如考古学中对碎片的研究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我们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们就会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正如研究整体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事无巨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被装在水箱里运到市场，而到了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从中又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 [7] 这种对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关于欧美历史的研究中，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面临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较之现有欧美历史，中国历史研究这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因此，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碎片化”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再来纠正也不迟。
说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史景迁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等，把各种零散的资料、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理论分析，没有学术回顾，没有主要论点，不过建构了一个个的历史叙事。 [8] 另外，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非常烦琐，但人类学并没有碎片化的担忧。人类学在中国是新学科，没有中国历史学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壮志，而是热衷于研究小问题，并不认为宏大问题就优于微观研究。
碎片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由于方法论、史学观等的不同，我们的历史认识和眼光都有相当的局限，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还不能认识到那些碎片的意义，但是，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的变化，我们可能会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中却蕴含了非常有意义的玄机，犹如拼图一样，如果碎片缺失，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而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当我们了解越来越多的碎片，我们也就在日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
总而言之，这里我想指出四点：一是“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二是整体化和“碎片化”是共存的；三是“碎片”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做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不过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忽视整体研究，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研究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和历史重大问题认识的学者抱着极大的敬意。其实我理解，大多数担心“碎片化”的学者并非反对研究小问题，而是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小问题上，应该把这些小问题同我们想探索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希望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挤在不多的重大题目的狭窄道路上的局面。相较之下，研究“碎片”撞车的机会少。而且，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我们所写的历史也不过是提供了一块历史的碎片，最多是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
[1]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wo vols,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yril Edwin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2] Di Wang, “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 Modern China , vol. 24, no. 1, 1998, pp. 34–72.
[3]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 2006—2007年度我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做研究员时，著名宏观历史学家大卫· 克里斯蒂安也在那里做研究员，我们这两个走极端的历史学家，似乎还很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起交流。他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是我所见到的最宏观的历史，从宇宙、时间和空间的起源写起，然后到生命和生物圈，之后才是人类的进化、农业的起源、城市、国家与文明，这部600多页的巨著，以预测未来结束。（见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大小历史都是可以对话的。其实我们关注很多共同的问题，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人们在茶馆中所谈论的主题——大至宇宙，小至虫豸，都是历史学可能涉及的对象。
[5]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 – 2007 , Balit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在我们看来，许多稀奇古怪的题目也登上了严肃历史研究的殿堂。例如关于厕所和粪便的专著就为数不少，以下只是几例：Julie L. Horan, The Porcelain Go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 , Secaucus: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6; Wallace Reyburn, Flushed with Pride: The Story of Thomas Crapper , Worcestershire: Polperro Heritage Press, 1969; Penny Colman, Toilets, Bathtubs, Sinks, and Sewers: A History of the Bathroom , New York: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People, 1994;Nelson Yomtov and Barbara Penner, The Grimy, Gross Unusual History of the Toilet , Mankato: Capstone Press, 2011; Dominique Laporte, History of Shit , trans.Rodolphe el-Khoury and Nadia Benabi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Dave Praeger, Poop Culture: How America Is Shaped by Its Grossest National Product ,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7。
[7]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 – 1800 , vol. I, trans. Miriam Koch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 430.
[8]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The Question of Hu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Treason by the Book , New York: Viking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