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王母图像的发展与群众性宗教组织活动

虽然西王母的图像出现了，并和昆仑图像相结合，但卜千秋墓中或乐浪漆盘上的西王母仍可说是个人成仙的象征，因而仍不脱离“方仙道”的范畴——至少我们没有证据说明这些图像已经超越了个人性“方仙道”的范畴而成为群众膜拜的对象。但是汉代美术考古是不是也提供了反映早期群众宗教组织活动的证据呢？我认为是有的。如山东东汉时期画像中所绘的西王母常作为崇拜的中心出现，两边跪拜的崇拜者及奔跑之羽人手持稻草或树枝［图43.14、图43.15］。我们可以把这些图像和文献中关东民“为西王母筹”的记载对读。《汉书·五行志》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 这一以崇拜西王母为核心的平民宗教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教民通过传递信物的方法进行串联。其所传信物“稿”或“棷”均为植物类——前者为干稻草，后者为麻秆。我以为画像中西王母两旁崇拜者所持之物即为此类宗教信物。 另外，文献中提到祭祀西王母时所设之“博具”应是用于占卜的六博，在汉画中或摇钱树上常常与西王母图像共出［图43.16］。西王母和“六博”图像又常与歌舞杂伎的图像并存，此类图像即可能表现“歌舞祠西王母”等宗教仪式［见图43.11］。但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这些画像和文献的联系并不证明画像是建平四年事件的图解或记录，而是说明早期群众宗教组织的活动和道具逐渐被神话化并成为西王母图像系统的内涵。这些画像和器物均为1世纪或2世纪的作品，其中持西王母信物的人物往往已不是“被发徒践”的一般老百姓，而是幻想出的西王母天庭中肩生双翼的仙人。

大体说来，西王母在两汉之际至东汉初经历了一个从个人成仙之象征向集体崇拜之偶像的转化。除上举文献记载中群众性崇拜西王母的宗教活动以外，西王母图像内容和风格的演变也反映了这一转化。从内容来看，围绕着西王母逐渐形成了一个“仙界”的图像系统［图43.14—图43.17］。这个图像系统的相对程序化及其在广大地域内的分布指示出2世纪内对西王母崇拜的广泛传布。从构图风格来看，西王母像虽然在不同地区如山东、河南、陕西和四川有不同面貌，但总体来说都是按照宗教美术中的“偶像”式构图（iconic composition）来设计的。这种构图有两个基本形式因素和相应的宗教涵义：一、西王母是画面中唯一的正面像并位于画面中心，其他人物和动物则均为侧面，向她行礼膜拜；二、西王母无视这些环绕的随从，而只是面向画面外的观者（即现实中的信徒）。这种构图因此是“开放式”的，其意义不仅限于画面内部，而且必须依赖于偶像与观者（或信徒）之间的关系。正如世界其他宗教美术体系中的偶像形象，这种构图风格与作品的宗教内容和功能不可分。事实上，多种证据说明西王母的偶像式表现形式很可能是受到了印度佛教美术的影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