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的环境效应研究

国内外对消费结构的环境效应研究既有定性的剖析和探讨，又有定量研究。CarmenTanner（2002）从消费者个人因素和关联因素两方面分析，认为过度消费是工业化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必须转向可持续消费结构。丹麦学者Mikael Skou Andersen和芬兰学者Ilmo Massa（2002）研究认为，环境的长期预防法则包括生产和消费模式的长期结构变动，推进生态协调根本在于消费结构变化的生态现代化。GertSpaargaren（2000）认为在生产和消费的生态现代化中要发展有利于环境的导向型消费。刘晶茹等（2003a）、耿莉萍（2004）分别进行了家庭和居民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董锁成等（1999）认为，城市居住者的消费活动对其他人和社会带来的外部不经济称为城市型污染，并总结了污染物传递的“倒金字塔”规律和资源、环境效应的“后发优势”规律；虞学群等（2004）分析了我国家庭汽车消费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提出发展公共交通消费，解决交通问题；杨艳华等（2003）分析了新疆喀什地区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对喀什地区荒漠化的影响；童钧耕等（1995）对上海能源消费结构与环境的效应做了研究；司金銮（1997）对环境结构同消费结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吕丹（2004）认为食品消费结构、数量和方式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绿色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重了对环境的压力；李传红（1999）从家庭消费结构的演替视角来探讨环境质量的消费功能，把家庭消费结构从低到高分为三个阶段，最高阶段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对环境质量、旅游、户外运动和教育的追求，并认为环境意识是一种消费需求的表现，在生活水平达到较高层次时，环境意识会促使人们选择绿色产品。

在定量研究方面。HaraldPayer等以澳大利亚为例，从能源、交通、废弃物等方面论述食品消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并建立了有益于环境的可持续食品消费结构（Harald et al.,2000）。Duarte R和Alcántara V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基于西班牙大气状况分析，通过对SO ₂ 、NO _x 和CO ₂ 三种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部门的确定，估算了最终消费结构的变动在全球范围造成的环境影响（Duarte et al.,2003）。荷兰HOMES项目提出家庭代谢（Household Metabolism）概念和分析方法，研究家庭消费活动的环境影响。SylviaLorek则以资源流的分析为手段，描述家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辨识家庭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压力（Sylviaetal.,2001）。我国学者利用数理统计和建模等方法，对能源结构与环境质量、生活消费结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等开展定量分析和预测。刘会玉（2004）和曾波（2006）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别对江苏省和全国的能源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煤炭和焦炭相对于其他能源而言，是与环境质量关联程度最大的，汽油和煤油是对环境质量影响相对较弱的能源品种；赵延德（2007b）对兰州能源消费结构的环境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原煤、热、电力和燃料油的消费对兰州市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大，汽油和焦炭影响最小；王春清（2007）分析了吉林省城市和农村生活用能源消费现状，建立生活用能需求预测模型，预测2020年以前的吉林省不同类型能源的生活需求量及环境负荷；冯兵等（2007）采用灰色关联度的方法对广东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城镇居民个人消费与废水、废气排放量及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有很大的相关性；赵延德（2007a）研究了家庭消费结构（住房、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医疗保健消费总支出）变动的环境效应，主要结论是：衣物洗涤与家庭食品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是城市生活污水的最主要来源，而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与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和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具有最强的关联度；杨有清（2005）对青岛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与人口、GD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工业总产值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是：青岛市生活垃圾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其次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研究表明，居民生活消费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以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的物质和能源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和压力起主要的作用；而以满足教育、娱乐、旅游、医疗等需要的服务性消费对环境的压力是次要的。因此在一定的消费水平下，消费结构对环境的影响起重要的作用；而当前，对消费结构的环境影响机制以及优化消费结构的对策研究方面还十分不足。 apiwVH81WkrdtpQg0iskIIcDwbnKzkV7xdNeBnGwdq2ao5JuUCxNmbSryGxgS7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