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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居民生活消费的环境压力研究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人口学家埃利希（PaulR.Ehrlich）教授于1971年提出了关于环境冲击（ I ）与人口（ P ）、富裕度（ A ）的等式： I = P × A × T , I 即Impact,环境冲击； P 即Population，人口； A 即Affluence，富裕程度； T 即Technology，技术。由此，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并演变出了一些新的模型（龙爱华等，2005），如 I i = aP i b A c i T i d E i ，主要分析人口、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对环境的影响。同样也为研究居民生活消费的环境影响提供了理论模型。
我国学者彭希哲（2003）构建了环境的消费压力人口模型，对人口的消费活动及其环境压力之间进行了定量的联系，即 P i c = p i n × C i × E i 。 P i c :一个地区的消费压力人口； p i n :一个地区被研究的自然人口规模； C i :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指数； E i :该地区的生活消费污染指数。在模型建立的基础上，比较了中国各省区消费压力人口的现状和变动。
生态足迹、虚拟水、碳消费、物质流分析等多种理论模型和方法应用于研究生活消费的环境压力。陶在朴（2003）、Joachim等（2002）利用生态足迹的方法研究了家庭乃至个人生活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Gerbens等采用生态足迹的方法研究了消费模式对土地资源的需求（Gerbens-Leenes et al.,2002b）；闵庆文等（2004,2005）、苏筠等（2001）、赵慧霞等（2004）、张泽洪等（2006）等利用生态足迹理论研究了大中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足迹。Chapagain和Hoekstra研究不同国家的个人水足迹
（Chapagain et al.,2003），结果显示：美国以年人均水足迹24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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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第一，其次是南欧的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年人均水足迹在2300～2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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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人均水足迹则相对较小，仅为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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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饮茶和喝咖啡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的水足迹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选择喝咖啡产生的水足迹是选择喝茶的4倍之多（Chapagain et al.,2003）。李少斌（2007）对2002年我国大陆各省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数量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较中西部地区人均生活虚拟水消费量高，而乡村居民人均生活虚拟水消费量大于城镇居民。王新华（2006）采用虚拟水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给水资源带来的压力。
此外，罗婷文等（2005）对北京城市化过程中由食物消费结构转变带来碳消费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979—1999年食物碳消费结构由“以粮食为主”转变成“以粮食和肉类为主”，以1993年为界，家庭食物人均及户均碳消费量均由明显减少趋势转变为明显增长趋势；李丁等（2007）对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物质流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物质流很大；耿莉萍（2004）研究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生活消费环境压力的定量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特征，研究者在不同层次和区域开展研究工作。结果表明，随着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受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环境压力存在时序差异和区域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