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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与吴来说，历史书写是一个多媒体的活动。政治正统与文化力量的第二个主要竞争方面是音乐的制作，更确切地说，是用音乐形式造作王朝的历史。魏国朝廷对礼乐极其重视，对汉代遗留下来的宫廷庙堂音乐进行了重新改写，以致新朝之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缪袭（186―245）所作的一组《魏鼓吹曲》十二首。
缪袭《魏鼓吹曲》的每一首按说都是基于汉“鼓吹铙歌”创作的。每一首标题下都有可能出自沈约（443―513）之手的小注，给出与之对应的汉曲名并解释乐歌描写的历史事件。
比如说第三首题下注云：“汉第三曲《艾如张》，今第三曲《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
缪袭《魏鼓吹曲》作于魏明帝时，其最后一首题为《太和》，起句云“惟太和元年，皇帝践祚”，
因而很有可能是太和年间（227―233）的作品。
《宋书》里收录的“汉”鼓吹铙歌从表面看来与朝廷事件没有太大关系。相比之下，缪袭的《魏鼓吹曲》则是引人注目的魏史叙事诗。第一首《初之平》用三十句急促有力的三言诗，描述了东汉的崩溃、国家的混乱，以及西北边、韩之乱不久后曹操的崛起。
第二首《战荥阳》，记述了曹操与董卓手下将领徐荣作战失利的过程。当时讨伐董卓的各路诸侯都不敢前进，只有曹操带军进攻，因而遭遇了挫折。曹操的战马受伤，曹操自己也被流矢射伤。在他的杰出军事生涯中，曹操打赢过无数或大或小的战役，但缪袭偏偏选择了一次曹操遭到惨败的战斗进行详细刻画，而这反过来凸显了曹操的勇气、毅力与忠于王事的正义感。《战荥阳》包含了一些极为令人难忘的句子，它让人联想到《九歌·国殇》的英雄悲剧气概，也成为唐朝诗人李贺（约790―816）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历史歌谣的先奏。
战荥阳，汴水陂。戎士愤怒，贯甲驰。陈未成，退徐荣。二万骑，堑垒平。戎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白日没，时晦冥。顾中牟，心屏营。
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歌中所述之事，如战马受伤、徐荣的二万骑兵等等，固然能印证或补充正史中曹操的传记，然而此诗真正动人之处，是对日落战场与主将在黑暗降临之际中心屏营的戏剧化描述。后来，李贺正是以这样的对心理与物质细节的想象，为他的历史歌行创造出鲜明的戏剧感和感情力量。
接下来的七首乐歌是《获吕布》、《克官渡》、《旧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它们叙写的是曹操逐渐平定北方的过程。第五首《旧邦》很突出，因为它在组诗中是唯一一首从头到尾采取四/三节拍的作品。这首歌没有继续讲述曹操的战绩，而是描写他对百姓的关怀，而这正是一个贤君明主的最重要特征。
公元202年，曹操大破袁绍后回到故乡谯县（今安徽境内），为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无后将士立嗣，并为死者建庙设祭，其教令曰：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以下是缪袭为纪念其事而作的乐歌：
旧邦萧条，心伤悲。孤魂翩翩，当何依。游士恋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愿违。博求亲戚，在者谁？立庙置后，魂来归。
在曹操的教令里，对死去将士的关念和对自己死亡的预期纠结在一起，甚为感人。立庙本是为了生者（教令说“为存者立庙”），“魂而有灵”云云更是显示了他对死后有知的不确定。然而，曹操依然想象自己的灵魂会因此举而感到欣慰。我们很容易把缪袭乐歌中的声音想象为曹操直接向听众倾诉，并在祭祀仪式中被无限重复、永远存在。这首诗纪念的，是已经去世的曹操对死者的纪念。乐歌的最后一句既是在招阵亡将士之魂，也是在招曹操之魂。在这组乐歌里，描述武帝曹操征讨战伐的乐歌一共九首，此歌居于正中，对于缪袭的整组乐歌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十首《应帝期》歌颂曹丕建魏，组歌感情节奏从此发生转变。前面的乐歌主要描述武帝曹操的各种军事征讨活动，而《应帝期》则描述了新帝国的太平盛世，充满各种祥瑞，重点特别放在曹丕的文明教化上，乐歌伊始即以“文皇”（曹丕谥号）的称呼奠定基调。
第十一首《邕熙》继续歌颂魏王朝的统治，侧重于君臣相得之乐，咏唱了音乐本身的和谐力。下文选录了此歌换韵之后的段落，令人想到建安时期曹操、曹丕集团成员所写的公宴诗，音乐和饮酒总是同时出现。
吉日临高堂，置酒列名倡。歌声一何纡余，杂笙簧。八音谐，有纪纲。子孙永建万国，寿考乐无央。
音乐既充满节庆欢乐（“八音谐”），但同时又带来秩序（“有纪纲”），遥遥呼应也有力抵制了第一首乐歌中的“无纪经”。对魏王朝的赞美最后在第十二首乐歌《太和》中达到高潮，此首乐歌是对当代君主魏明帝的歌颂。
仪式的作用是增强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让不同的个体一起参与共同身份的建构，这对于所有族群的生存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音乐在这样的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能够激发和维持个体之间的团结感与认同感。配乐的歌辞通过对经过选择的历史事件的演唱、重复与固化，构建历史并塑造社会记忆，使音乐的效果尤为强烈。《魏鼓吹曲》正是如此：它们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建国史诗，在朝廷祭祀活动的语境中演奏，也许还带有舞蹈与角色扮演。这些乐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彼此之间紧密相连，次第言说了魏王朝的历史。《诗经》里也有很多诗篇歌颂了周朝的建立与各位先祖，但并没有像《魏鼓吹曲》这样系统地编排，它们不构成组歌，也恐怕不像《魏鼓吹曲》那样作为组歌表演。《魏鼓吹曲》是极具特色的歌诗，受到历代王朝的模仿。
模仿也发生于当代：吴国史官韦昭留下了类似的组歌。东晋学者何承天（370―447）曾说：“世咸传吴朝无雅乐。”
《宋书·乐志》的作者沈约不同意他的看法，引韦昭献《吴鼓吹曲》奏表“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语，评论道：“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
沈约认为组歌是献给吴景帝孙休（258―264年在位）的。如果沈约所言正确，那韦昭是在缪袭的组歌写完很久之后才完成了这套《吴鼓吹曲》。
的确，在很多层面上，这些乐歌都必须与《魏鼓吹曲》放在一起听读：一方面，它们的创作是为了与魏朝宣称的合法性相抗衡，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角度；另一方面，这些歌辞在形象与修辞上都有意或无意地呼应了《魏鼓吹曲》。乐歌的句式节拍是确认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另一重要元素。据沈约《乐志》，韦昭的歌辞完全采用缪袭歌辞的顺序对汉鼓吹铙歌进行重写。不过，虽然有些乐歌采取同样句式，比如说韦昭的第一首歌辞与缪袭的第一首一样用三十句三言写成，但又并非所有的乐歌都如此。譬如沈约认为第六首吴曲《克皖城》相当于汉曲第六首之《战城南》，但《克皖城》在句式上却与第五首魏曲《旧邦》一致，而《旧邦》又与汉曲第五首之《翁离》相当，也就是说，吴曲第六与汉曲第五都是六句，并采用了四/三节拍的句式。歌辞的句式与音乐之间想必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吴国演奏这些鼓吹曲时所用的音乐与魏国的音乐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吴国创造了自己的音乐，但与此同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保留“汉乐渊源”的幻觉？也许后一种情况更加可能。
沈约在第一首吴曲之后注曰：
《炎精缺》者，言汉室衰，武烈皇帝奋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汉曲有《朱鹭》，此篇当之。第一。
称孙坚为“武烈皇帝”，后来又称孙权为“大皇帝”，这表明上文有可能是沈约直接从吴国原始文献中抄录下来的，甚至也许就来自于韦昭的奏疏。
与《初之平》一样，韦昭第一首歌辞的历史叙述也是从公元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那是汉王朝陷入动乱的时代，标志着三国领袖的崛起。歌辞中叙述了以“炎精缺”为象征的汉朝之没落，但叙述中心是孙坚：他相当于魏国的曹操，开创了吴国之王业。然而，魏曲的前九首重点都放在曹操身上，吴曲却只有第一首《炎精缺》与第二首《汉之季》是写孙坚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的第三首到第九首跳过孙权的兄长、在开国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孙策，而直接描述孙权的成就。
正如第十首魏曲一样，第十首吴曲《从历数》是歌颂王朝正式建立的作品。首二句“从历数，于穆我皇帝”完全是魏曲首二句“应帝期，于昭我文皇”的模拟重写。
第十一首《承天命》与第十二首《玄化》似乎是歌颂当代君王孙休的，题下小注称皇帝为“上”（按指今上）而不是像此前题注那样称“大皇帝”等等。当然，就像最后几首魏曲一样，也有可能是对吴国统治的总体歌颂。
但最后一首吴曲则包含了最后几首魏曲里所缺席的一层意思：
玄化象以天，陛下圣真。张皇纲，率道以安民，惠泽宣流而云布，上下睦亲。
君臣酣宴乐，激发弦歌扬妙新。修文筹庙胜，须时备驾巡洛津。康哉泰，四海欢忻，越与三五邻。“君臣酣宴乐，激发弦歌扬妙新”表现了君臣同宴共赏音乐的和谐场面，与魏《太和》曲没什么不同。但是，“修文筹庙胜，须时备驾巡洛津”，表示要攻克魏都洛阳，则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攻击性。
吴曲不仅在结构上与魏曲一一对应，其个别歌曲的内容也往往与魏曲呈现颇有意味的相似之处。如第三首《摅武师》：
摅武师，斩黄祖。
肃夷凶族，革平西夏。
炎炎大烈，震天下。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魏曲第三首《获吕布》：
获吕布，戮陈宫。芟夷鲸鲵，驱骋群雄。囊括天下，运掌中。
这两首歌的句数与句式节拍是一致的。第一、二句宣布了重要敌人被斩首，第三句都用“夷”字表示消灭与诛杀，最后一联中也都用到“天下”一词。
当魏曲和吴曲描写相同的历史事件时，吴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南方视角。第四首吴曲《伐乌林》中描述的事件，大致与第八首魏曲《平南荆》相当。《平南荆》写曹操于208年攻克荆州，重点描述荆州的投降与曹军的强大：“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但对曹操在乌林的失败以及此后荆州的失守只字不提。相比之下，吴曲描写了同一年发生的事件，却选择了孙刘联合大败曹军的赤壁之战：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
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这首歌的开头几句简要地概括了曹操破柳城、征荆州的经过，与魏曲第七、八首的基调很不一样。魏曲说曹操“抚其民”，吴曲却说他“屠荆”。歌辞中完全没有提到孙吴的盟友刘备（161―223），把胜利全都归功于孙权的决断与吴将周瑜、程普的英勇。然而，“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这几句却与魏曲第二首惊人地相似：
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这样的相似之处特别能够显示韦昭对魏曲有意无意之间的借鉴。
从句式节拍的角度来看，第五首吴歌《秋风》值得一提，全诗除一句外皆为五言，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角度叙写戍守边疆：
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鸠鸟化为鹰。
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冑，慷慨怀悲伤。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获高赏，身没有遗封。
此篇题注：“秋风者，言大皇帝说以使民，民忘其死。”
这首歌既与曹植一些雄壮慷慨的诗歌如《白马篇》有相似之处，也可以被视为“边塞诗”始祖鲍照（约414―466）诗作的先驱。无论如何，在王朝祭祀乐歌中，从一个缺乏具体阶级标志的将士的视角出发来抒情叙事是很巧妙的作法，它使所有的普通士兵都获得了一种尊严与使命感。
第七首吴曲《关背德》是对蜀汉将军关羽 （？―220）的谴责。在三国英雄中，关羽在后世最享盛名，终被神化，在东亚、东南亚各个国家地区都广受崇拜。但《关背德》中所描述的关羽，并不是正面的形象。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睿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氾池，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城，
大据郢邦。虏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
这首乐歌使清代王士禛（1634―1711）的道德情感大受刺激，勃然称之为“狺狺狂吠，读之发指”。
他又批评缪袭、韦昭与后来傅玄所作的鼓吹曲全部“浅俗无复古意”，“其词尤多狂悖”。王氏的愤怒指责最好地体现了历史中意识形态的演变。
有意思的是，《关背德》与魏曲中次序相当的第七首《屠柳城》在语言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屠柳城》赞美了曹操于公元207年克乌桓之役：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
路漫漫。北踰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海外，永无北顾患。
我们注意到，“神武”、“授首”的字样也出现在吴曲之中。魏曲的“悲风正酸”，在吴曲中变成了“声烈正与风翔”。
最后，吴曲第八首《通荆门》与第九首《章洪德》，则有意与魏曲系列中相应的乐歌唱反调。第八首魏曲描述了荆州降曹，而《通荆门》却描述了公元222年吴蜀重新建立的联盟，“荆门”即指吴、蜀之间的荆州要塞。第九首魏曲叙写曹操征服西北，第九首吴曲《章洪德》则针锋相对地描述了吴国向南方发展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