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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了二十余位吴人的别集。
除此之外，经部著录了很多吴人撰写的经典注疏，子部著录了吴人有关社会、政治与哲学问题的专著，更重要的是，史部著录了不少吴人的史学著作，这一点将在后文讨论。这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作家是张纮（153―212）、胡综（183―243）、薛综及其子薛莹（？―282）、华覈（219―278）、闵鸿（活跃于三世纪四十年代—八十年代）、杨泉（活跃于三世纪中晚期），他们基本上代表了三代吴国作家。另一位重要吴国文化人士韦昭（204―273），他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吴国历史，将在本文下一节详细讨论。
张纮和建安七子中的陈琳一样同为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著有诗、赋、铭、诔十余篇，和陈琳有书信来往。陈琳在写给张纮的一封信中，以一种既谦逊又高傲的口气，抱怨北方文学人才的缺乏，以此来解释自己在北方的突出地位：
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张纮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三国志》卷五十三记载：“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曰：‘……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
孔融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他的认可总是被作为重要的社会评价而记录在史传里。张纮的《瑰材枕赋》（也许就是陈琳公开赞赏的那一篇）有相当一部分录入《艺文类聚》。
此外，张纮还为孙吴创业者孙坚（155―191）、孙策写了两篇纪颂。据记载，孙权读后甚为感动，赞美张纮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
与蜀国情况大为不同的是，《吴书》记载了很多吴国作家的诗赋创作。胡综早年曾与孙权一起读书，孙权在位时，他负责起草诏书及其他朝廷文件。229年，黄龙现夏口，孙权应此瑞相登基，“又作黄龙大牙……命综作赋”，《吴书·胡综传》收录了此赋。
公元229年，吴、蜀联盟之时，胡综也曾写过盟文。
最值得一提的是，胡综曾冒吴质（177―230）之名伪造过三封书信。吴质是曹丕的挚友，因文学才华而受到青睐，也善于在曹丕、曹植（192―232）兄弟之间周旋。
《文选》收录了吴质三封分别写给曹丕和曹植的书信，可见他在书信写作方面的才能颇受重视，而书信写作不但需要文学修养，还要求作者对微妙的人情有精准的了解。曹丕登基后，任命吴质为幽、并二州的都督。曹丕死后，一个叛魏归吴的降人报告说吴质受到魏明帝（226―239在位） 的猜忌。胡综因借此机会造书诽谤吴质。他的“吴质书”文笔自然优美，其中还有不少心理描写与物质细节的点缀。书信抒写了吴质降吴的愿望，详细叙述了具体原因与行动计划。
胡综的伪“吴质书”，是中国文学史上现知首次由一个有名有姓的作家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诽谤他国敌人而伪造的书信。这是书信中的“代作”，值得学者关注；而且与三世纪常见的“代作”诗歌不同，它们旨在对“被代作者”造成严重的现实后果。
对吴质来说幸运的是，胡综伪造的“吴质书”开始广为流传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边界上的军事重地，被调回都城转任侍中。
与胡综同名的薛综，也是一位重要官员与作家。据《三国志》本传，他曾“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
“私载”的出处见《礼记》孔子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明。”
薛综反其意而用之，说自己的作品是“私载”，这是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写作特别偏爱，还是说他的作品装“载”了自己格外青睐的想法，我们无从得知。有人认为“私载”是薛综别集的标题。如果真是如此，那薛综就是现知第一位给自己的文集起名字的作家，而作为文集之名而言，“私载”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巧妙幽默的说法，表明自己的文章与“无私载”的大地不同，是个人的文字和思想的载体。
薛综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成就是为东汉张衡的《二京赋》作注，李善（630―689）的《文选注》多有引用。薛综文集在唐朝时还有三卷，但后来就遗失了。
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是奏疏，以及一些赞美各种瑞兽的四言颂。这些颂大都保留在类书中。
薛综的次子薛莹继承了薛综的文学才华。公元271年，吴后主孙皓 （242―284，264―280年在位）看到了薛综的作品，甚为赞赏，命薛莹“继作”。薛莹写了一首很长的四言诗，详细叙述了父亲与兄长仕吴的经历，以及对吴国知遇之恩的感激，此诗录入薛莹本传。
但孙皓性情反复无常，薛莹因实际或想象的罪名而数次受罚。他对吴国的最后贡献是在晋军兵临城下时所写的降书。薛莹入晋后颇受尊重，不久后去世，留下文集三卷、史书一部（待后文详细讨论），以及《新议》八卷。其子薛兼（？―323）在晋朝仕宦显赫，与闵鸿以及其他三人被称为“吴中五俊”。
晋朝史家王隐（活跃于三世纪初期）曾以典型的北人的傲慢口气称赞薛兼：“资望故如上国，不似吴人。”
当薛莹被吴后主流放到广州的时候，华覈曾上书请求赦免薛莹：“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可见吴国作家对不同才华与不同文体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就像曹丕评价“七子”那样，胡综之子、《吴历》的作者胡冲（活跃于243―280年之后）论华覈与韦昭（即韦曜）曰：“华覈诗赋之才有过于曜，典诰不及也。”
与张纮一样，华覈也是吴人。孙权曾任命五位大臣撰写吴史，华覈为其中之一。孙皓在位时，华覈任右国史。“皓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此“文”实与四言诗无别，见华覈本传。
值得注意的是，华覈留下一首题为《与薛莹》的五言诗残篇，这是一个知名吴国作家以五言创作的私人性诗作，极为少见，李善《文选注》只保存了其中两句：
存者今唯三，飞步有匹特。
很巧的是，薛莹有一首《答华永先诗》（华覈字永先），这是现存唯一另外一首吴国作家的私人五言诗作。《太平御览》“从军”部保留了其中两联：
桴鼓常在侧，笔研永欲捐。卷帙不复开，干戈以为权。
这两首诗是否原本构成一对“赠答诗”，我们无法确定。不过，华覈有一封关于请求赦免薛莹的奏表，或许能让我们对诗歌原作的内容有所了解：
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
据此看来，薛莹的诗有可能是写他离京前往武昌“为将”的不快遭遇，而华覈的诗句则很可能是写五位史家在周昭、梁广去世后剩下的三位。
最后要提到的两位吴人作家，是侍中闵鸿与隐士杨泉。两人都经历了280年吴国的覆灭，也都曾受到晋朝征召，但都不愿出仕。杨泉著《物理论》十六卷，很多片段保留在类书中。两位作家都留下了可观的赋作，赋的题目既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闵鸿的《亲蚕赋》，写每年春天皇后亲蚕或曰亲桑的仪式，这个仪式与皇帝每年春天亲耕也即籍田仪式相对应。亲耕仪式可上溯至周朝，在整个汉代都与亲蚕仪式一起继续举行。
碰巧的是，杨泉也写过一篇《蚕赋》。在序言中，杨泉提到前代赋作者从来没写过蚕，但很显然，这篇赋并不只是写蚕，而是写亲蚕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曹丕于226年在魏朝开始实行亲蚕仪式，这是在他去世几个月前、孙权称帝四年之后开始举行的。
为了表演并确认其政治合法性，吴国似乎也开始举行同样的仪式。通过闵鸿和杨泉的赋可以看出，这两位吴国子民强烈地意识到，亲蚕仪式对王朝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杨泉还写过一篇《五湖赋》，这个题目具有强烈的南方地域色彩，无疑是有意与北方王朝着意宣传的中原统治的政治与地域重要性相抗衡。
序言明确表明了作者支持南方的态度：
余观夫主五湖而察其云物，皇哉大矣。以为名山大泽必有记颂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
夫具区者，扬州之泽薮也。有大禹之遗迹，疏川导滞之功，而独阙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窃愤焉。敢妄不才，述而赋之。
作赋时在序言里自称发前人所未发，这种现象是从东汉开始出现的。杨泉在《蚕赋》与《五湖赋》的序言中，都提到了自己是写作此种题材的第一人，他对创新有着特别的关注。一般来说，这种创新意识总是与同样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与自我定位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杨泉的自我定位既是文学史的（就他对赋作传统的意识而言），也是地域性的（就他光大吴国的愿望而言）。
对吴人身份的自豪在闵鸿的《羽扇赋》中也得到体现。当时北方的扇子通常是竹纨所制，一般是方形或圆形的。而吴地的扇子往往由鸟羽做成，例如鹤羽之类，形制也与北地不同。晋灭吴之后，羽扇这种吴国的“地方特产”在北方成为时髦的装饰品，很多北方作家都为它写过赋，把它当作来自新征服地域的具有异地风味的物产来描写。
闵鸿的赋把羽扇和羽毛的来源——高贵的鹤——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残留下来的赋作中我们不断听到作者对经典尤其是《诗经》的回声。闵鸿对中原传统经典文本的引用，为江南地方特产赋予了一种典雅和尊严。
惟羽扇之攸兴，乃鸣鸿之嘉容。产九皋之中泽，迈雍喈之天聪。
表高义于大易，
著诗人之雅章。赖兹翮以内飞，曜羽仪于外扬。于时祝融持运，朱明发挥。奔阳冲布，飞炎赫曦。同煴隆于云汉，
咸惨毒于中怀。尔乃登爽垲，临甘泉，漱清流，荫玄云。运轻融以容与，激清风于自然。披绡衽而入怀，飞罗缨之缤纷。众坐侃以怡怿，咸拊节以齐欢。感蕙风之荡怀，咏棘心之所叹。
于是暑气云消，献酬乃设，停神静思，且以永日。妍羽详回，清风盈室。动静扬晖，嘉好越逸。翻翻奕奕，飞景曜日。同皦素于凝霜，岂振鹭之能匹。
通过对中原经典的大量运用，闵鸿把来自南方炎热朱明之乡的羽扇，书写得比北方还要“北方”：可以说它体现了经典的精髓，无论其“用”（带来清凉）或“色”（白色）都代表了北方的阴寒之德。在最后八句中，鹤与扇逐渐融为一体：羽扇的摇动模拟鹤翅的飞动，带来一阵清风；光与影在皎洁凝霜的意象中交相辉映，诗人称其甚至远远超过了《诗经》里代表朝中高洁君子的振鹭。闵鸿笔下的羽扇可以说是兼具了南方和北方两个世界之优点。
闵鸿此赋是否在晋灭吴之后为了回应北方作者而作，现在已不得而知。如果是写于晋灭吴之前，这篇赋就不免带有一点“预知”的色彩，虽然为扇子作赋本来就有着悠久的传统。
但如果此赋作于晋灭吴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在一位终身不愿北上洛阳侍奉新朝的吴国作家身上，看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依然在持续的文化较量。这种文化较量在陆机、陆云身上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陆机北上洛阳后，也写过一篇《羽扇赋》；
陆云年轻时见过闵鸿，闵鸿赞美他“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这一文化较量有新的表现，很多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讨论。
吴国有很多学者、史学家、诗赋作者。如果说蜀国文学主要以北方移民作家为代表，那么吴国很多作家都是本土人士。闵鸿和杨泉的作品意欲光大、宣扬吴国，特意表现吴与北方中原经典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吴国作家似乎对四言诗情有独钟，也掌握得相当娴熟，而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句式，被视为高雅庄重的典范形式。这与兴盛于北方洛阳地区、深受曹魏王族喜爱、但在当时属于低俗体裁的五言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到了吴国的第三代作家如华覈、薛莹等，我们开始看到吴人创作五言诗。我们知道曹丕曾把自己的文集与《典论》分别送给了孙权与张昭，
我们也知道陆机去洛阳以前已经读过曹植的文集，想必到了三世纪中叶，北方诗赋已逐渐渗透到吴国的精英阶层。
在三国之中，蜀国以诸葛亮的理念为指导思想，也就是说蜀国必须首先把所有的精力与资源用于军事，否则就会被两个强敌轻易地征服。
但吴和魏则在文化领域中有意识地互相竞争。本文下面就要详细讨论这种竞争的两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