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隐晦性

如前所述，《古诗十九首》这组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从古代诗论家的评论和现代学者的研究中都可以清晰见到。若一言以蔽之，明代陆时雍（活跃于十七世纪）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评论，他说这组诗“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

似乎没有其他论断比这一双重比喻更能贴切地把握住《古诗十九首》的特质与地位了。“谓之风余”，将《古诗十九首》比作《诗经》的后裔（这当然符合时间上的顺序，因为《诗经》早于《古诗十九首》很多个世纪）；而“谓之诗母”，修辞上却似有乱伦之嫌，因为又将《古诗十九首》提升到了《国风》之“配偶”的高度，而后者不言而喻必是“诗父”。这样一种提升又因为被评为“余”而有所消减——“余”可以表示“多余”、“残余”。这褒贬共存的评价正是“女／阴性”（the feminine）在父权社会文化中地位的准确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的阴性气质（femininity）被具体化为了“母”性。确实没有任何形象比母亲形象能更好地表示这组诗的位置了：具有权威性，因而令人感到威胁；同时却深度边缘化，所以又令人安心。

反讽的是，《古诗十九首》的起源本身就混沌不清。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六世纪初有很多无名氏五言古诗流传于世，而这十九首诗就是从那些诗里面选出来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将其称为“古诗十九首”，并将其编入影响深远的《文选》中。关于《古诗十九首》某些单篇诗歌的系年在学界仍有颇多争议，但一般都定在东汉时期（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诗歌在东汉时就已经被作为固定文本书写下来），而且很有可能并非成于一手。

中国文学传统一向重视“知人论世”，并努力发掘作者的生平资料，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自古至今大部分诗论家和学者都基本上满足于这组诗处于作者佚名的状态。 实际上，在《诗经》之后的无名氏诗歌里，《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唯一在中国传统文学话语中享有如此显赫地位的。《诗经》至少还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编/作者，也即孔子本人；而且实际上早在汉代，《诗经》中的诗作就已经有了介绍大致的作者身份或写作背景的小序了，这些小序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一个阐释的基础，让读者可以或是同意或是反对它。与之相反，《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谁不但基本上从来无人过问，而且它的佚名性（anonymity）被中国古代诗论家当成一种积极的正面价值。其原因何在？宇文所安认为，只有在“起源”叙事中佚名性才具有正面价值，也就是说，佚名性被视为“古”的标志（早于有确定作者的作品），而这使《古诗十九首》得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奠基性文本。 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在本文中，我想探讨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古诗十九首》通常被认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佚名性”作为构成了《古诗十九首》之普遍性的决定因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种普遍性对于欣赏《古诗十九首》以及理解中国传统诗学和诗歌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功用同等重要。

佚名性只是《古诗十九首》多种隐晦特质（dark qualities）中的一项。与佚名性紧密联系的是笼罩在这组诗歌上的另一层神秘面纱，即对诗意确定性的抵制。这是另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地方，因为《古诗十九首》以其语言简单明了著称。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就已将其语言描述为“直”。 一千多年之后，明人谢榛（1495―1575）称这些诗歌“不尚难字”，听起来如“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 还有两个譬喻性说法特别值得一提，它们都强调了《古诗十九首》意义上的透明性：一是唐代诗僧皎然（生活于八世纪）称其“义炳”（意义明白昭著）； 二是陈绎曾（生活于十四世纪）说这些诗“澄至清，发至情”。 “澄至清”字面义为水清澈见底（这里“至清”显然还谐音“至情”）。

如火之“炳”与如水之“清”，这两种表现《古诗十九首》透明性的比喻，似乎表面上消解了任何阐释上的不明晰。这些评论针对的是《古诗十九首》文字上的清晰透彻，然而与之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古代和现代批评家们对于单篇诗歌、诗联以及诗句的解释却又极为分歧，往往相互对立。胡应麟（1551―1602）用一段很有悖论精神的话极好地表达了这些诗歌的双重属性：“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 实际上，虽然这些诗在文字上直白明晰，但如果加以细读的话，则让我们好奇是谁在叙述，又向谁倾诉了什么。省略性的文字似乎是隐秘故事的线索；而正当我们认为自己把握了半隐秘的叙事含义时，另一种阐释的可能性出现了，打破了其意义的连贯性。 9Lh9t9tFhO9zC62CJYi88aH2p6ayMGibsxcPNqJ+pqyubAVNQgSESumsqCRq1j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