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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魏与吴分别通过多媒体渠道进行王朝建设与意识形态的较量。他们试图通过撰写历史以及反复公开演奏音乐化的诗史，来塑造公共记忆和确立王朝的合法性。这些关于建国功业的仪式性乐歌，后来历代皆有效仿，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但本文标题中的“重造历史”，不仅仅是指魏、吴两国积极开展的修史事业，也指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学史中以北方/魏晋政治正统作为基础的传统叙事模式提出的修正。三国时期的武力冲突是众所周知的，对蜀、吴二国的文学生产和对吴、魏二国的文化争霸进行反思，却可以让我们对三国时期的文化生态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吴以及魏的仪礼音乐尤其应该得到文学史家更多的重视。一方面，这些乐歌为后世诗歌传统中的历史歌行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另一方面，作为王朝政体的文化工作之一，它们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用。正如吴国贵族将军陆景在其《典语》中所说：
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悉，乃贵其造化之渊、礼乐之盛也。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知，韦昭很有可能是在有意识地把缪袭的乐歌系列作为范本。吴国乐歌时时处处在修辞和意象层面回应魏曲，但同时又与魏国的北方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语境中，吴乐对魏乐的呼应似乎是有意为之的书写手段，以求更为有力地凸显二国的不同。陆景之弟陆机显然认可陆景对“文”的看法：晋灭吴十年之后，他前往洛阳，在那里秉“造化之渊”，对北方洛阳音乐传统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像韦昭那样，重写了这一传统。
最后，本文间接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时代的文本保存多有残缺的时候，应该如何撰写文学史？是置之不顾，还是通过文本考古，尽可能地利用手头材料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尽管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这只能是非常片面的重构？在我看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后者。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中国中古时代是一个手抄本文化时代，是文本大量佚失的时代，因此写作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时候，应该把资料的不完整与不完美本身也考虑与书写在内，不仅讨论文本佚失与变形的现象，也对其内在原因进行反思。
（张元昕 译）
[1]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刊》（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16年总136期第4号，题作“Remaking History： The Shu and Wu Perspective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2] J. Michael Farmer， The Talent of Shu：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 （《蜀才：谯周与早期中古时代四川的思想界，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pp. 2-3.
[3] 关于曹丕的自我形象构建，可参看拙作《物质与象征的交易：中国中世纪早期的书信与礼物》，见Antje Richter (李赫特)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中国书信与书信文化史》，Leiden; Boston： Brill，2015），pp. 162-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