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童年

我六个月大时，父母从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的凯斯维尔（Kesswil）搬到了莱茵河瀑布（Falls of the Rhine）边上的劳芬城堡（Laufen），住进一所教区牧师的宅子，那是1875年。我自己的记忆始自两三岁，我记得那宅子、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沃思的小城堡，还有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不过是漂浮在混沌海洋上的一些记忆之岛，彼此之间显然没有什么关联。

我一生中也许是最早的一个记忆浮现出来，事实上它只是一种朦胧的印象。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婴儿车里。那是个晴朗温暖的夏日，碧空如洗，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落下来。婴儿车的罩子打开了，我刚刚醒来，面对这美好的景象，有种难以描绘的幸福感。我看到阳光透过树叶和花丛闪耀着，一切都那么多姿多彩、妙不可言。

另一个记忆是：我坐在房子西头的餐厅里，在一把高椅子上，舀温热的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片，有种独特的香味，非常好吃。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牛奶的香味，也就是说，那一刻，这种香味第一次进入了我的意识。这个记忆也非常久远。

还有：一个美妙的夏天傍晚，姨妈说：“我带你去看点东西。”她带我出去，来到房前那条通往达赫森（Dachsen）的道路上。远方的地平线上，阿尔卑斯山脉沐浴在红光闪闪的落日余晖中。那天晚上，阿尔卑斯山脉显得格外清楚。“看那边”——我能听到她用瑞士方言对我说——“那一片山都红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意识中看见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听说第二天，村里的孩子都要去苏黎世附近的玉特利山（Uetliberg）郊游，我也很想去。他们说，我这么大的小孩不能一起去，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难过极了。从那时起，白雪皑皑、光芒闪耀的高山旁边的玉特利山和苏黎世，就成了一片难以企及的梦想之地。

晚些时候留下了另一段记忆。妈妈带我去图尔高（Thurgau）拜访几位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边拥有一座城堡。我被湖水迷住了，不肯离去。轮船带起的波浪冲到岸边，阳光在水面闪耀，水下的沙子被波浪拂过，形成了小小的皱褶。湖面渐渐向远处伸展开去。这种水面的延伸，美丽得无与伦比，让我感觉妙不可言。从那时起，我心里就打定一个主意：我应该住在湖的附近。那时我想，没有了水，人是活不下去的。

又一段回忆涌上心头：陌生人，喧哗，兴奋。女仆跑来惊呼道：“渔夫们发现了一具尸体，从瀑布上漂下来的，他们要抬到洗衣房里！”爸爸说：“好，好。”我立刻想去看看那具尸体。妈妈把我拉了回来，坚决不许我到花园里。等所有人都走了，我立即溜进花园，来到洗衣房，但门已经锁上了。我绕到房子背后，那儿有一条排水沟，里面流着细细的血水。我觉得这件事相当有趣。那时我还不满四岁。

还有一幅画面：我发着烧，焦躁不安，难以入睡。爸爸把我抱在怀里，一面走来走去，一面哼唱他学生时代的老歌。尤其记得其中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它总能让我安静下来。开头好像是：“ 周围静悄悄，每个孩子都睡觉 ……”时至今日，我仍能记起父亲的嗓音，于寂静的夜晚在我的头顶哼唱。

后来母亲说，我当时正在犯湿疹。那时我心里隐隐担忧，觉得父母的婚姻好像出了问题。1878年我生的这场病应该和父母当时短暂的分离有关。母亲在巴塞尔的一家医院里住了几个月，也许她的病和婚姻中的问题有关。期间我由一位姨妈照顾，她是个老处女，比母亲大二十几岁。母亲的离开让我深感困扰，从那时起，有人谈到“爱”这个词时，我就有种不信任的感觉。在我心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和“女人”这个词相关的是一种天生就不靠谱的感觉。而“父亲”意味着可靠，以及——没有权力。这是我最初的障碍，之后，这些早期印象得到了修改：我信任男性朋友，却被他们辜负；我不信任女人，她们却没有让我失望。

母亲不在的时候，女仆也会照看我。我还记得她把我抱起来，让我的头靠在她肩膀上。她头发乌黑，皮肤是橄榄色，这一点和母亲迥然不同。直到现在，我仍能看到她的发际线、她的喉咙、她色素沉积的皮肤，还有她的耳朵。这一切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仿佛她并不属于我的家人，而只属于我一个人，仿佛她和其他那些我无法理解的神秘事物有某种联系。这一类型的女性后来构成了我的阿尼玛的一部分。她传达出的那种既陌生又似乎早已熟知的感觉，正是阿尼玛的一个特性。我的阿尼玛，后来象征了我所认识的女性的整体特质。

从父母分开的那段时间起，我记忆中有了另一幅画面：一个明媚的秋日，有位年轻迷人的姑娘，湛蓝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带着我沿着莱茵河瀑布下面的河岸行走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黄色的叶子铺在地面上。这位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岳母。她很崇拜我父亲，再次见到她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

这些是外在事件的记忆，接下来我要说一些更强大、更势不可挡的意象，其中一些我只是依稀记得。有一次我从楼梯上摔下来，还有一次摔在火炉腿的角上。我记得那痛楚和流出的血，记得一位医生给我缝头上的伤口。直到上大学预科最后一年时，这条疤痕仍清晰可见。母亲说，有一次我要取道莱茵河瀑布上的桥去诺伊豪森（Neuhausen）时，一条腿滑到栏杆外面，差点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拉住了我。这些事指向一种无意识的自杀倾向，或者说，有可能是对活在世间的一种极力反抗。

那时候，我也会在夜晚产生莫名的恐惧。我听到有东西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莱茵河瀑布无声的咆哮清晰可闻，附近就是危险地带。有人被淹死，尸体从岩石上冲下来。教堂司事在附近的墓地里挖了一个坑，褐色的泥土被翻过来，一堆一堆的。几个男人身着黑色长袍，戴着相当高的帽子，脚踏锃亮的黑靴，神情肃穆，抬过来一只黑箱子。父亲穿着他的牧师袍站在那里，声如洪钟。女人们哭泣着。有人告诉我，某人正在被埋进这坑里。先前还在的人突然没了踪影，然后我就听说他们被埋掉了，主耶稣把他们带到了自己身边。

母亲教给我一段祈祷文，每天晚上都要念。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它让我在面对夜晚那莫名的不确定时能够得到安慰：

仁慈的吾主耶稣，请张开你的羽翼，

吞下你的小鸡，你的孩子。

“即便撒旦前来，

也无力伤害。”

让天使高唱颂歌！ ^[1]

主耶稣是位亲切、友好、仁慈的绅士，就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因先生（Herr Wegenstein）一样。这位先生富有、威严、受人敬重，而且对夜里的小孩子关怀有加。至于他为什么像鸟一样长着翅膀，这个问题并不困扰我。比这更重要、更发人深省的，是小孩被比作小鸡，而主耶稣显然很不情愿地“吞下”他们，就像吃下苦药一样。这很难理解。但我立刻明白，撒旦喜欢小鸡，不能让他吃了他们。所以，主耶稣虽然不喜欢那种味道，但还是吞了下去，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撒旦吃掉了。如此理解，我的论据还算令人欣慰。但现在，我听说主耶稣还吞下了其他人，而这种“吞下”，就是把他们放进地上的一个坑里。

这个不祥的比喻带来了不幸的后果。我开始怀疑主耶稣，在我心中，他丧失了慈爱温和的大鸟特质，反而和那些戴着高帽子、穿着长袍和锃亮黑靴子、神情阴郁的男人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只会忙活那些黑箱子。

这些思考带来了我意识层面的第一次创伤。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屋前的路上玩沙子。这条路绕过房子，通到山上，消失在山顶的一片树林中。所以从房子所在的地方，可以看到延伸出去的一段。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人戴着一顶奇怪的宽边帽，穿着一袭黑色长袍从树林里走下来。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他慢慢地走过来，现在我可以看清楚，的确是个男人，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袍子。看到这景象，一阵难以克服的惊惧袭来，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这种惊惧迅速转变成死一般的恐怖：“那是个耶稣会会士！”不久前，我无意中听到父亲和一位来访的同事谈到耶稣会会士的邪恶活动。从父亲那半是恼怒半是害怕的语调中，我感觉“耶稣会会士”是些非常危险的人物，连父亲都不敢掉以轻心。其实我并不明白耶稣会会士是什么，只是从我念的祈祷文里知道有“耶稣”这个词。

我想，走下来的那个人应该是不想被发现才穿上了女人的衣服，搞不好是想做坏事。想到这儿，我吓坏了，慌乱地跑进屋里，冲上楼梯，躲进阁楼最黑暗角落里的一根房梁下面。我不知道在那儿待了多久，但肯定很久了，因为当我壮着胆子回到一楼，小心翼翼从窗口探出脑袋张望时，那个黑衣人早就没了踪影。随后好几天，那种地狱般的恐惧一直深深攫住我，让我不敢迈出屋子一步。即便当我重新回到那条路上玩耍时，山顶那片树林仍然让我警觉不安。后来我才意识到，那黑衣人只是个无害的天主教牧师。

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法确定是在这次事件之前还是之后——我出现了记忆中最早的梦境。这个梦毕生都笼罩着我。那时，我只有三四岁。

教区牧师的宅子安静地坐落在劳芬城堡附近，后面有一片巨大的草甸，一直延伸到教堂司事的农场。梦中，我就在这片草甸上。突然，我发现地上有一个黑黢黢的矩形坑洞，边上围着一圈石头，之前我从来没见过。我好奇地跑上前去，朝里面张望，看到了通往下面的石阶。我忐忑不安地向下走去。到底，是一道圆拱门，门上掩着一块绿色的帷幕。这块帷幕又大又沉，像是织锦做的，看起来很气派。我很想看看后面藏着什么，就把它拉开了。在微弱的光线下，我看到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大概有三十英尺长；顶部是拱形，有在石头上凿成的形状，地面上也铺着石板，中间一块红地毯从入口处通向一个低矮的平台；平台上放着一个金光灿灿的宝座，也许上面还有一块红色的垫子；宝座富丽堂皇，简直就是童话里的国王御座，上面有个庞然大物，十二到十五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两英尺宽，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了。我起先以为那是个树桩，后来才发现是个怪东西：有皮肤，有裸露的肉，顶部有一个像圆形脑袋一样的东西，却没有脸和头发，脑袋顶上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上空。

屋子里相当明亮，虽然既没有窗户也没有明显的光源。那脑袋上方还有一个光环。那东西一动不动，但我感觉它随时可能从宝座上下来，像条蠕虫一样朝我爬过来。我吓得四肢瘫软。就在这时，我从外面（上方）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她叫道：“看啊，那是个吃人的东西！”这更加剧了我的恐惧。我惊醒过来，浑身冷汗，怕得要死。之后的几个晚上我都不敢睡觉，就怕再做类似的梦。

这个梦困扰了我很多年，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看到的是一根阴茎。又过了几十年，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宗教仪式中的阴茎。我一直没弄明白母亲的意思是“ 那是个吃人的东西”还是“那是个吃人的东西 ”。第一种意思也许是说，并不是主耶稣或耶稣会会士吞下了小孩子，而是这个阴茎。在第二种意思里，这个阴茎象征了普遍意义上的“吃人的东西”，这样阴郁的主耶稣、耶稣会会士和阴茎就是等同的了。

阴茎在抽象意义上的重要性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它把自己加冕为王，“挺立”在那里。草甸上的洞穴也许象征一座坟墓，这坟墓是个地下神殿，绿色帷幕象征草甸，也就是说，绿色植被覆盖着大地的神秘。地毯则是血红色的。拱顶呢？也许我那时已经去过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姆诺特城堡（Munôt）？不太可能，因为没有人会带一个三岁的孩子去那儿。所以，这个细节根本不可能来自记忆。同样，我也不知道这个在解剖学上准确无误的阴茎是从哪儿来的。而把尿道外口解释成一只眼睛，上面还有光亮，这正指向了“阴茎”一词在希腊语中的词源意思：闪光、明亮。

无论如何，这个梦里的阴茎是位“无法命名”的地下之神。这个意象一直保留到我的青年时期，每当有人过于强调主耶稣时，它就会又一次出现。对我来说，主耶稣从来也没显得多么真实、多么能让人接受、多么亲切，因为我会不断地把他和这个地下对应物、这个可怕的启示联系在一起。它不请自来。那个耶稣会会士的“伪装”为我所学习的基督教教义蒙上了阴影。对我来说，这常常像是一场庄严的假面舞会，就像那些在葬礼上默哀的人们，刚才还表情严肃沉痛，没一会儿就悄悄笑起来，毫无悲伤之意。在某种意义上，主耶稣对我而言是一位死神，虽然能在黑暗中帮人驱散恐惧，但他自己却是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可怕死尸。人们经常赞颂他的爱和仁慈，私底下，这对我来说显得可疑，主要是因为最常谈论“亲爱的主耶稣”的人，总是穿着黑色的长袍和锃亮的黑靴子，让我想到葬礼。这些人中，有父亲的同事和我的八个叔叔——他们全是牧师。有好多年，他们都让我感到害怕，更别说那些不时见到的天主教牧师，他们让我想起可怕的耶稣会会士。耶稣会会士惹恼了父亲，甚至让他感到惊恐。后来的许多年间，一直到行坚信礼的时候，我都一直想方设法逼迫自己对基督怀有人们认为应该怀有的积极态度，但我从来没能成功克服内心的怀疑。

每个孩子都有对“黑衣人”的恐惧，这段经历的重点不在这里，而在于我幼小的心灵被一个可怕的认识刺穿：“那是一个耶稣会会士。”所以，这个梦的关键，在于那非凡的象征场景和令人震惊的解释：“那是个吃人的东西。”不是小孩想象的食人魔，而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个吃人的东西，它正坐在地底下一把黄金宝座上。在我稚气的想象中，首先，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黄金宝座上；其次，在碧空中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一把更漂亮、更气派、更加金光灿灿的宝座上，坐着上帝和主耶稣，他们戴着金色王冠，穿着白色长袍。然而，就是从这个主耶稣那里，来了一位“耶稣会会士”，他穿着女人的黑袍子，戴着黑色宽边帽，从山上的树林里走下来。我得频繁地朝山坡上张望，以防有别的什么危险靠近。在梦里，我走进地下洞穴，发现黄金宝座上有个迥然不同的东西，它不是人，属于地下世界，一动不动盯着上空，以人肉为生。五十年后，我读到一篇研究宗教仪式的文章，论及弥撒的象征意义中包含食人主题。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这两段经历中那些早早闯入意识层面的想法有多么复杂、成熟，甚至是老成。是谁在我心里说话？是谁的心智想出了这些观点？是怎样一个高级智能在做这些事？我知道，每个笨蛋都能就“黑衣人”、“吃人的东西”、“偶然”和“事后诸葛”来一番胡言乱语，妄图以此驱散那些可怕的不适感，以免他们心中关于童年的纯真印象遭到玷污。哎，这些善良、能干、心灵健康的人啊，总让我想起那些性情乐观的小蝌蚪，在阳光下最浅的小水坑里聚集成群，晒着太阳，彼此亲切地扭着尾巴享受乐趣，完全意识不到第二天一早水坑就会干涸，使它们无处容身。

那么，是谁在对我说话呢？谁在讨论那些远远超出我认识的问题？是谁把天上和地下联系在一起，给那些为我后半生注入强烈激情的事物打下了基础？除了那位既来自天上又来自地下的陌生客人，还会有谁呢？

经由这个童年梦境，我踏上了探访大地秘密的旅程。那时发生的像是一次埋葬，直到很多年后我才从中解脱。如今，我明白这种埋葬是为了把尽可能多的光亮带到黑暗中。这是踏入黑暗王国的一次启程。那时，我的智识生活就有了无意识的开端。

我已经不记得1879年我们搬到巴塞尔附近小胡宁根（Klein-Hüningen）的事了，但我记得几年后发生的事。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到朝西的门廊上。他指给我看那夜晚的天空，上面闪耀着最绚烂的绿色，那正是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Krakatoa）喷发的情景。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到外面，指给我看东边地平线上一颗硕大的彗星。

有一次发大洪水，从村里穿流而过的维瑟河（Wiese）决堤了，上游的一座桥被冲毁，十四个人被黄色的洪水卷走，冲进了莱茵河。洪水退去，有几具尸体卡在泥沙中。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再也没有谁来拉住我了。我找到一具中年男人的尸体，穿着黑色的长袍，显然是刚从教堂里出来。他的半边身体埋在沙里，胳膊搭在眼睛上。我还看到一头猪被宰杀，觉得非常有趣。我从头看到尾，把妈妈吓坏了。她觉得很可怕，但对我而言，杀猪、死人只不过是些有趣的事情。

我对艺术的最早记忆可以追溯到在小胡宁根的那几年。我父母住的地方是一所十八世纪的牧师住宅，其中有一间很暗的屋子。在这里，所有家具都完好无损，墙上挂着古老的油画。我尤其记得一幅表现大卫和歌利亚的意大利油画，它是从吉多·雷尼（Guido Reni）的工作室里镜像复制过来的，原作挂在卢浮宫里。我不知道它怎么跑到我家来了。屋里的另一幅古画现在挂在我儿子家，是一幅作于十九世纪早期的巴塞尔风景画。我经常溜进那间黑暗幽静的屋子，在那些画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欣赏。那是我当时知道的唯一美丽的事物。

大约就在那时——我应该还是个小不点儿，不超过六岁——一位姨妈带我去巴塞尔参观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每件东西我都看得很仔细，所以我们待了很长时间。到了四点，钟声响起，提醒大家博物馆快要关门了。姨妈在耳边念叨，我却没法让自己离开那些展柜。就在这时，门被锁上了，我们得穿过一条古董画廊，从另一个通道下楼。转眼间，我就站在了这些奇妙的人物跟前！他们扑面而来，我睁大双眼，只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东西！我怎么也看不够，姨妈拉着我的手朝门口走去，我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跟着她。她嚷道：“小混球，闭上眼睛。小混球，闭上眼睛！”那时我才意识到，画上的人赤裸身体，只用无花果树叶遮羞。之前想都没想到，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高雅艺术。姨妈恼羞成怒又不好发作，仿佛她被人拖着穿过了一所色情学院。

六岁时，父母带我去阿勒斯海姆（Arlesheim）远足。那时母亲穿的一件衣服让我一直难以忘怀，这也是她唯一一件我还记得的衣服：黑色的料子上印满了绿色的小月牙。母亲在我记忆中最早的印象，就是一位穿着这样的衣服、身材曼妙的年轻女子。在其他所有记忆中，她都显得又老又胖。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天主教堂。”在混杂着害怕的好奇心驱使下，我从她身边溜走，从开着的门朝里张望。刚看了一眼装饰华丽的祭坛上放着的大蜡烛（当时正值复活节前后），我就跌了一跤，下巴磕在一个铁片上。我记得父母把我抱起来时，伤口血流不止。当时我心里感到好奇，一方面为我的尖叫吸引了做礼拜的人们注意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做了被禁止的事情。“耶稣会会士——绿色帷幕——吃人的东西的秘密……所以，这座天主教堂和耶稣会会士有关，就是因为他们，我才跌倒、才尖叫。”

之后的许多年，每当我踏进一所天主教教堂，就会感到一阵对鲜血、跌跤和耶稣会会士的隐秘恐惧。这就是那种地方弥漫的气息，但这气息也让我着迷。天主教神父的靠近也会让我紧张不安，如果这种事有可能发生的话。直到三十几岁的时候，在维也纳的圣史蒂芬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里，我才第一次毫无压迫感地身处圣母院之中。

满六岁后不久，父亲就开始教我拉丁语，同时我也去学校上学。上学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因为我总是领先其他同学，在上学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但我还记得学会阅读之前，我缠着妈妈朗读一本古老的、有很多插图的童书，名叫《世界图解》。书里讲到了一些异国宗教，尤其是印度教；里面关于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湿婆（Shiva）的插图给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乐趣。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经常回顾这些插图。看着插图，我能隐约感觉到它们和我那“原初启示”有种亲近感。这一点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这是个我永远不该泄露的秘密。母亲间接证实了这种感觉，因为我发现当她谈到“异教徒”时，语气里有种淡淡的鄙视。我知道如果告诉她我的“启示”，她会报以嫌恶的拒绝，我也不想把自己置于这样的伤害中。

这种少年老成的行为不仅和我的过度敏感、脆弱有关，更和我早年的孤独感有关（妹妹比我小九岁）。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自娱自乐。很不幸，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玩的是什么，只记得我不想被人打扰。我深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中，不能忍受旁人的观看或评判。我最早关于游戏的确切记忆是在七八岁的时候。当时我很喜欢玩砖，先用砖来搭建塔楼，然后欢天喜地地用一场地震来毁掉它。八岁到十一岁间，我画了好多画：陆战、海战、围困、轰炸……然后，我在整个练习本里涂满墨渍，再用各种离奇的想象来解释他们。我喜欢学校的原因之一是在那儿我终于能找到玩伴了。

在学校里，我还有一些别的发现。讲这件事之前，我要先说说那日益浓重的夜晚氛围。很多难以理解、让人害怕的事，都发生在夜里。父母是分开睡的，我睡在父亲的房间。从通向母亲房间的门那儿传来一些可怕的力量。一到夜晚，母亲就显得奇怪而神秘。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闪着微光、轮廓模糊的人从门里出来，他的头没有连在脖子上，而是漂浮在前方的空气里，像一枚小月亮。很快，另一个头出现了，然后也从脖子上脱落下来。这个过程重复了六七次。我还做了些焦虑不安的梦，梦里的东西忽大忽小。比如，我看见很远的地方有一只小球，它慢慢靠近，变成一个可怕、让人窒息的大球；或者看到几只鸟停在电线上，那些电线变得越来越粗，我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惊醒过来。

虽然这些梦是青春期心理变化的序曲，但它们在我七岁那年就来了一段前奏。那时我患了假性哮吼，伴随间歇性窒息。一天晚上发作时，我站在床尾，父亲抱着我的身体，我的头越过床栏杆向后弯曲。我在上空看见一个蓝色的光环，有满月那么大，里面有一些金色的身影在移动，我认为那就是天使。这个景象重复了很多次，每次都能减轻我对窒息的恐惧。但在那些焦虑的梦中，窒息感又回来了，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心因性原因：这所房子的氛围开始变得让人难以呼吸了。

我讨厌去教堂，除了圣诞节那天。我很喜欢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然后，到了晚上，当然就有圣诞树了。圣诞节是唯一一个我会热烈庆祝的基督教节日，其余的节日我都很淡漠。新年前夜也有类似圣诞节的魅力，但显然位列其后。基督降临节也有类似的吸引力，但仍无法和随后到来的圣诞节媲美。和圣诞节有关的，是夜晚、暴雪、大风，以及屋子里的黑暗；有些东西在喃喃低语，有些奇怪的事在发生。

现在回来说我在和乡下同学交往过程中发现的事。我发现他们让我离自己更远了。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变得和在家里时很不一样。我加入他们的恶作剧，或者发明一些在家里永远不会想到的把戏。虽然我很清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象力非常丰富，但似乎学校里的小伙伴影响了我，让我有所改变。不知怎么地，他们误导或者推动我成为一个和我认为的自己很不一样的人。在我看来，这个涵盖父母以外的其他人的广阔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有问题，至少也是可疑的，而且有种隐隐的敌意。虽然我越来越能意识到青天白日、光明世界的美，那种“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落下来”的美，但同时我预感到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阴影世界，其中充斥着没有答案的可怕问题，全凭它们高抬贵手我才侥幸苟活。当然，晚间的祈祷给了我一种仪式上的保护，因为它恰如其分地结束了白天，又恰如其分地引入了夜晚和睡眠。但新的危险日渐潜伏，仿佛我感受到了自身的分裂，并因之恐慌。我内在的安全感遭到了威胁。

我也记得，从这段时期起（七岁到九岁），我喜欢上了玩火。花园里有一堵巨石砌成的老墙，石块的间隙形成一些有趣的小洞。我在别的孩子帮助下，在洞里生起一堆小火。为了让火苗持续燃烧，我们必须不断协力工作，包括找到足够的木头做燃料。只有我一个人才有权在这个洞里生火，其他人可以在其他的洞里生火，但他们的火不神圣，和我没有关系。我的火苗独自燃烧着，拥有一种无从质疑的神圣光辉。

这堵墙前面有一道斜坡，上面嵌着一块突出来的石头——那是我的石头。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坐在这块石头上，开始玩一个想象游戏，类似于“我正坐在这块石头上，它就在我下面”。但石头也会说“我”，还会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而他正坐在我身上。”于是问题来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人，还是他坐着的那块石头？”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我。然后我会站起来，想知道现在到底谁是谁。答案仍然没有定论，但我的不确定感伴随着一种好奇心和一种让人着迷的黑暗气息。这块石头和我之间无疑有种隐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坐好几个小时，沉浸在它带给我的迷思中。

三十年后，我再次站在那道斜坡上。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房子，在这世上有了一个位置，还有一个充斥着观点和计划的头脑。突然间，我又成了那个孩子，点燃一个充满隐秘意义的小火堆，坐在一块石头上，不明白究竟它是我还是我是它。我突然想到了苏黎世的生活，那种生活似乎很陌生，就像来自遥远时空的消息。这让我害怕，因为刚刚沉湎其中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而我从它那里被拉出来，掉进一段滚滚向前展开的时间中，离它越来越远。这个世界的拉力如此强大，我不得不把自己粗暴地从现场拽走，以免失去对未来的把控。

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时刻，因为那一闪而过的光芒照亮了童年的永恒。不久以后，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显露出来了。我与自身的分裂和我身处世间的不确定感，使我做出一件自己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事。那时我有一个涂着清漆的黄色铅笔盒，当时很多小学生都用这个。铅笔盒配了一把小锁和一根寻常的尺子。我在尺子的末端刻了一个小人，大概两英寸高，穿着长袍、戴着高帽、脚蹬锃亮的黑靴子。我用墨水把它涂成黑色，从尺子上锯下来，放进铅笔盒里。我在里面为他准备了一张小床，甚至用一小片羊毛给他做了件毛衣。我还在铅笔盒里放了一块从莱茵河捡来的光滑椭圆的黑色石头。我用水彩上了颜色，让石头看起来好像分成上下两半，之后很长时间把它装在裤兜里。这是他的石头。这一切是个大秘密。我悄悄把铅笔盒放到屋子顶部那个禁止人去的阁楼（因为上面的地板已经被蛀虫朽坏），带着极大的满足感把它藏到天花板下面的一根房梁上——因为谁也不会发现它！我知道放在那儿连鬼都找不着。谁也不能发现我的秘密，谁也不能摧毁它。我觉得安全，而那种和自己分裂的痛苦感受也消失了。遇到再困难的事，不论是我犯了错还是情感受到伤害，不论是父亲的烦躁易怒还是母亲的体弱多病又给了我压力，我都会想到自己小心翼翼包裹起来安放在小床上的小人，想起他那颜色漂亮的光滑石头。我时不时——经常间隔几个星期——在确保谁也不会看见时悄悄溜上阁楼，爬上房梁，打开盒子，看着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都会在盒子里放一张卷起来的小纸条，之前在学校上课时，我会用一门自己发明的秘密语言在纸条上写点东西。增加一个小纸条的行为常常有种仪式感。不幸的是，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想给小人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了。我只知道这些“信”成了他的一个小型藏书室。虽然不能确定，但我猜这些信里写的话让我很愉快。

我从不在意这些行为有什么意义，也不在意怎么解释它们。重获安全感让我很满足；而拥有一种谁也不知道、谁也无法得到的东西，也让我很满意。这个秘密神圣不可侵犯，绝不容许背叛，因为我生活的安全感仰赖于它。我并不问自己为什么，事情就是如此而已。

拥有这样一个秘密，对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强大影响。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同样，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那个关于阴茎的梦。耶稣会会士也属于那个我认为不应该说出来的神秘领域。小木人和石头，是给这个秘密赋予形状的最初尝试。这种尝试仍停留在无意识层面，稚气未脱。我经常沉浸在这个秘密中，觉得自己应该去领会它的意思，但我并不知道自己试图表达的是什么。我总希望自己能找到点什么——也许在自然界——能给我一些线索，告诉我这个秘密在哪里、是什么。那时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兴趣开始增长。我总想找到点神秘的东西。在意识层面，我在基督教意义上是虔诚的，然而总是有所保留：“但并不一定是这样！”或“地下那个东西又怎么说呢？”当人们把教义灌输给我的时候，他们会说：“这就是美，这就是善。”我心里会想：“是啊，但还有点别的什么，有些隐秘的东西人们并不知道。”

雕刻小人的插曲成为我童年时代的高潮和终结。这件事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我就把它全都给忘了；直到三十五岁之后，这段经历才从童年的迷雾中再次浮现，生动清晰、历历在目。当时我正在为《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一书做准备。我读到阿勒斯海姆附近储藏着灵魂石，澳大利亚人也有圣石，突然发现我对这样一块石头该是什么样子有着非常确定的想象，虽然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复制品。它是椭圆形的，带点黑色，被涂上颜料，区分成上下两半。这个图像掺杂着铅笔盒和小人的记忆。那小人是古代世界一位披着斗篷的神明，就像忒勒斯福罗斯（Telesphoros）一样，刻在阿斯克勒庇奥斯（Asklepios）的碑上，向他宣读一个卷轴上的文字。伴随这一回忆，我第一次确信，一些古老的心理因素不必经由任何直接的传承就能进入个体心灵中。多年以后，我查阅过父亲的藏书室，里面没有任何一本书涉及相关的内容。而且，我父亲显然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1920年在英国时，我在完全没有记起任何相关童年经历的情况下，雕刻了两个相似的小人，其中一个是用石头雕的，尺寸更大些，如今放在我在屈斯纳赫特的花园里。只在我雕刻的时候，无意识才为这个人像提供了一个名字——“阿特马维图”（Atmavictu），意为“生命的呼吸”。这是我童年梦境中那棵吓人的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看来它正是“生命的呼吸”，是创造的冲动。最终，那小人是卡比尔（Kabir），穿着他的小斗篷，藏在小棺材中，那黑色的椭圆石头为他提供一种生命力。但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关联。儿时的我做这些仪式，就像后来在非洲土著那里看到的一样，他们做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很久以后才明白过来。

[1] （德语原文）
Breit'aus die Flüglein beide,
O Jesu meine Freude
Und nimm dein Küchlein ein.
Will Satan es verschlingen,
Dann lass die Engel singen:
Dies Kind soll unverletzet s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