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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台望远镜审视自己的心灵，从那些看起来茫无头绪的东西里，认出了美丽的星座，为意识增添了世间不为人知的东西。
——柯勒律治（Coleridge）《笔记本》
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始于1956年夏天在阿斯科纳（Ascona）举行的爱诺思会议。这次会议上，出版人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和来自苏黎世的朋友谈到，想让纽约的万神殿图书公司出版一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传记。荣格的合作者乔兰德·雅各比博士（Dr. Jolande Jacobi）提出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我。
当时，大家都明白此事为之不易。众所周知，荣格很不喜欢让自己的私人生活暴露在公众眼前。事实上，荣格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表示同意。而一旦答应，他就每周安排出一整个下午来和我工作。考虑到日常事务的压力，他又很容易疲劳——那时已年过八旬——这时间已经很多了。
我们是从1957年春天开始的。照最初的想法，这本书应该是“自传”而不是“传记”，由荣格自己来叙述。这个计划决定了这本书的形式，我最初的任务就是提问，然后记下他的回答。他起初比较含蓄，但很快就热心投入这份工作，怀着日益浓厚的兴趣讲述自己，讲述他的成长、梦境和思想。
年底，荣格对我们共同工作的肯定导致了决定性的一步。经历一段内在动荡后，一系列始自童年、长期潜伏着的意象浮现在他脑海中。他借助之前著作中表达过的一些观点，感觉到了这些意象的联系，但还不能清晰把握。一天早晨，他告诉我想直接把这些童年回忆写下来。此前，他已经告诉我很多早年的回忆，但这些故事之间存在很大的断裂。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令人兴奋，因为我知道写作对荣格来说多么费力。荣格年事渐高之后，不愿从事任何写作类的工作，除非他觉得出于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这表明，这本“自传”与荣格自己的内在生活是吻合的。
这次新的进展后不久，我记下了他的一段话：“我的作品常常是命中注定的。写作过程中有些事情无法预料，而我也不能事先为自己设定什么。于是，这本‘自传’现在走向一个与我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方向。对我而言，把早年的回忆写下来，已经成了非做不可的事。如果哪天没这么做，就会立即出现让人不适的躯体症状。一旦开始动笔，这些不适都烟消云散，感觉神清气爽。”
1958年4月，荣格完成了前面三章：“童年”、“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起初，他称之为“生命中的早年事件”。这一部分写到1900年他完成医科学业为止。
但这并不是荣格对本书所做的唯一直接的贡献。1959年1月，他住在波林根（Bollingen）乡居，每天上午的时间都用来审读书中初具规模的章节。当他把“论死后的生活”这一章还给我时，说道：“我心中有个地方被触动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已经形成，我必须写下来。”这便有了“晚期思想”这一章，他在其中表达了自己最深入、或许也是所及最远的想法。
同年夏天，也是在波林根，荣格完成了“肯尼亚和乌干达”这一章。关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部分，来源于一份未发表也未完成的手稿，讨论的是原始人心理的概况。
为了完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直面无意识”这两章，我加入了1925年一个研讨会资料中的部分段落。在这份资料中，荣格第一次谈到了他的内在成长。
“精神病学实践”这一章，以1956年荣格和他的年轻医师助手们在布尔格尔兹利（Burghölzli）的苏黎世精神病院的对话记录稿为基础。那时，他的一位孙子是那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对话是在荣格位于屈斯纳赫特（Küsnacht-Zürich）的家中进行的。
荣格通读了此书的手稿并表示赞许。他偶尔会修改一些段落，或增加一些新材料。相应地，我也用我们对话的记录来补充他自己写的章节，有时帮他扩展一些简洁的典故，有时删掉一些重复的内容。随着这本书的展开，我们双方的工作也日渐紧密地融合到一起。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缘起决定了它的内容。对话和自发的叙述难免随意，这样的基调贯穿这整本“自传”。这些章节像是迅速移动的光线，只是转瞬即逝地照亮了荣格生活和工作的外部事件。作为补偿，这些光线传递出他智识世界的氛围和心理世界的经验，而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心理世界就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世界。我经常向荣格询问一些外部事件的具体细节，结果只是徒劳。唯有生活经验的精神本质才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在他看来，仅仅是这个，就值得去努力讲述。
另有一个障碍，比行文组织困难得多。这个障碍更加靠前、更加个人化，荣格在一封写给学生时代朋友的信里有所提及。1957年下半年，在答复对方想要写下一些关于他年轻时代回忆的请求时，荣格写道：
“……你说得很对，老的时候，我们就撤退到年轻时代的回忆中，内在和外在都退了回来。曾经，大概三十年前，我的学生问我，我是怎么形成无意识观念的。为此，我做了一次专题讲座
。过去几年中，我听到很多人的建议，希望我写一个类似自传的作品。我一直无法想象自己做这样的事。我见过太多自传，见过那些自欺欺人、指鹿为马。我太明白自画像的难度，以致根本不想冒险一试。
“最近，有人来问我自传的事。在回答一些问题时，我发现有些客观性的议题埋藏在我的记忆里，看来需要进一步的审视。经过衡量，我得出结论：应该尽量放下其他一切责任，回到生命最初的那些事情上，用客观的态度审视它们。这项工作如此艰难而非凡，为了完成它，我要答应自己，这些内容绝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发表出来。为了维持我所需要的距离和冷静，这样一个承诺对自己而言是有必要的。我明白，所有那些对我来说仍然生动鲜活的记忆，都和我的情感体验有关，这些体验让我内心激动难平——而这显然不是进行客观审视的最有利条件！我刚下决心投入其中，你的信就‘自然地’来到了我手上。
“命中注定，我一生中所有的外部事件都是偶然；最终，只有内在的东西才有具体和确定的价值。结果就是，关于外部事件的所有记忆都消退了，而也许这些‘外部’经验本来就不是很必要；或者说，仅当外部事件和我内在成长阶段相呼应时，它们才是必需的。生活中大量这些‘外在’呈现已经从我记忆里消失了——在我看来，这正是因为我曾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然而，正是这些事情构成一部符合常识的自传：主人公认识的人、旅行、冒险、纠葛、厄运，凡此种种。但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这些事情对我而言都已成幻象，我只能勉强回想起来，却没有愿望重新去认识，因为它们再也激发不起我的想象力。
“另一方面，对‘内在’经验的回忆却越来越生动有色。这就产生了一个描述上的问题，让我至今觉得难以胜任。很不幸，由于这些原因，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我很抱歉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做到……”
这封信表明了荣格的态度，虽然他已“下决心投入其中”，这封信还是以回绝告终。直到他去世那天，这种同意和拒绝之间的冲突都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他总是保留一丝怀疑，试图羞怯地避开他未来的读者。他并不把这些回忆当作一份科学工作，甚至不认为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相反，谈到这本书时，他总说这是“阿尼拉·杰菲（Aniela Jaffé）的项目”，而他只是为此做了些贡献。在他的特别要求下，这本书没有收录到“荣格文集”中。
说到和其他人的交往时，荣格尤其节制，不论是公众人物、密友还是亲戚。“我和我那个时代的许多名人都有过交谈，科学巨匠、政治人物、探险家、艺术家、作家、王公贵族、金融大鳄。但如果说实话，这些交流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对我产生过重要意义。我们的相遇就像公海上航行的船只，只是彼此扬旗致意。他们常常也会问我一些我不便透露的问题。因此，我并没有保留他们的记忆，不论他们在世人眼中多么重要。这些会面没有任何预兆，很快从记忆中褪去，也不会留下更深的影响。但那些对我来说重要的关系，像来自遥远年代的回忆一样造访我，我却无法谈及，因为它们不仅从属于我最内在的生活，也从属于别人的，不应该由我来贸然向公众打开那些已经永远关闭的门。”
不过，外部事件内容的缺乏，由于荣格提供的内在经验和丰富的思想沉淀，得到了充分弥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思想沉淀是他传记不可或缺的部分。荣格的宗教观念尤其如此，因为这本书包含了他的宗教遗言。
荣格一生中多次遭遇宗教问题。儿童时代的宗教幻象让他直面了宗教经验的现实性，这些幻象一直延续到垂暮之年。其次，他对任何与心灵内容及其呈现有关的事物都有难以抑制的好奇心——这种求知欲是他科学工作的典型特征。最后但并非最无关紧要的，是他作为医生的良知。荣格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医生、一个精神病学家。他非常清楚，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观察和他的一个发现是吻合的：心灵会自发地制造一些有宗教内容的意象，心灵“本质上是宗教的”。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很多神经症都起源于对心灵这一基本特质的漠视，尤其是在一个人的后半生。
荣格的宗教观念在很多方面都与传统的基督教有所不同，尤其是他对“邪恶”的回答；且他认为，一个完整的上帝并非至善而仁慈。从教条主义的基督教观点来看，荣格无疑是个“门外汉”。由于他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这一判断经由对他作品的回应强加到他身上。他为此难过，作为一个研究者，他感到自己的宗教观点并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他时不时在本书中表达了这种失望之情。他不止一次严肃地说：“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当作异教徒烧死的！”他死后，才有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开始承认，荣格无疑是本世纪宗教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荣格明确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忠诚，他作品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在讨论基督教问题。他从心理学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有意把自己的观点与神学路径区别开来。因此，他强调的是理解和反思的必要性，而非宗教对信仰的盲目需要。他把这种必要性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生活的根本特征之一。1952年，他在写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中说：“我发现我所有的思想就像行星环绕太阳那样围绕着上帝，而且不可避免地被祂吸引。如果对这种力量有丝毫抗拒，我就会觉得犯下了最严重的罪孽。”
迄今为止，荣格在这本书里第一次谈论了上帝和他对上帝的个人体验。在写到年轻时对教会的反叛时，他曾说：“那时我意识到，至少对我而言，上帝是最直接的体验之一。”在科学著作中，荣格很少谈到上帝，只勉为其难地使用“人类心灵中的上帝意象”这一术语。这里并无矛盾：前一种情况下，他的语言是主观的，以内在体验为基础；后一种情况下，他使用的则是科学研究的客观语言。前者，他作为一个个体说话，激情、强烈感受、直觉、漫长而异常丰富的人生体验都会影响他的思想。后者，他作为科学家说话，有意地把自己限制在事实和证据支持的范围内。作为科学家的荣格是一位经验主义者。本书中谈到他的宗教体验时，他假设读者愿意进入他的视角。他那些主观描述，只能被有过类似体验的人接受——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心灵中有着同样或相似上帝意象的人。
尽管荣格怀着主动而肯定的心情写这本自传，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这本书的出版前景抱有强烈的批评和否定态度——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十分担心公众的反应，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书中坦诚表达了自己的宗教体验和观念；另一方面，就在不久之前，他那本《答约伯书》就引发了敌意，公众的不解和误会令他十分苦恼。“我毕生都在保护这些材料，之前从来没想让它们暴露在世人眼前，如果这些内容受到攻击，带给我的影响会超过我的其他任何一本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与世隔绝到让那些批评的利箭射不到我，让我有能力承受这些负面的回应。我受够了公众的不理解，受够了当一个人说出些别人不理解的事时会陷入的孤立状态。如果《答约伯书》受到如此多的误解，那我的‘回忆录’会遭遇更不幸的命运。这本‘自传’，是我借助从科学探索中获得的知识之光来审视的我的人生，两者是一回事，所以这本书给那些不知道或不理解我的科学观点的人带来很大挑战。某种意义上，我的人生是我所写的东西的精华，而不是反过来。我存在的方式和我写作的方式是一个整体，我所有的观念和所有的常识都是我自己。所以这本自传只是‘我’字上面的那一撇。”
本书逐渐成形的那些年间，荣格身上也发生了一种蜕变和客观化的过程。随着每一章的进行，他离自己越来越远，最终得以拉开一段距离审视自己，审视他的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性。“如果要问我这一生的价值，我只能拿过去的岁月来衡量自己；然后说，是的，我这一生是有点意义。如果用当今的观念来衡量，那它一点意义也没有。”读者将会看到，这些话中表达的非个人性和历史延续感在这本书中呈现得更加强烈。
“著述”这一章简要回顾了荣格最重要的几本著作的缘起，显得有些散乱。这是无奈之举，因为他的选集已将近二十卷。而且，荣格自己从不觉得有必要提供一份他的思想简述——不论是在对话还是在写作中。有人建议他这样做时，他以非常个性化的严厉方式答道：“这种东西完全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在论文中对主题进行详细讨论，一点不怕麻烦，我看不出再把他们浓缩起来发表有何意义。省略所有的证据，只做一些分类上的说明，这并不会让我的结论更容易被理解。有蹄类动物的典型特征，把嚼过的东西再反刍一遍，这种事绝不会让我有胃口……”
因此，读者可以把这一章看作一种回顾式的概要，是为了回应一种特殊需要而写，但不要期待它是综合全面的。
应出版者的要求，我在本书末尾加上了一份简短的词汇表，希望能对那些不熟悉荣格作品和术语的读者有所帮助。经得《心理学及相关领域词典》的编者、医学博士库尔特·冯·舒里（Kurt von Sury，M.D.）的许可，我引用了这本书中的少量定义。我尽量使用荣格著作中的话来解释荣格的心理学概念，也用这种方式来补充词典上的定义。然而，这些引用只应当作提示来看。荣格不断使用新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概念，因为他认为，一个终极的定义是不可能完成的。在他看来，让那些总是附着在心理现实上的无法解释的成分保持神秘，实乃明智之举。
在这个鼓舞人心又困难重重的任务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工作进展缓慢，他们的兴趣却经久不衰，提供了有用的建议和批评来推动这本书的完成。我想对他们所有人表示诚挚的感谢。篇幅有限，这里只提其中少数几位的名字：洛迦诺（Locarno）的海伦·沃尔夫（Helen Wolff）和库尔特·沃尔夫夫妇，他们提议写这本书，并促成其实现；苏黎世屈斯纳赫特的玛丽安娜·尼修斯-荣格（Marianne Niehus-Jung）和沃尔瑟·尼修斯-荣格（Walther Niehus-Jung）夫妇，他们在这项工作持续的多年间提供了言语和行动上的支持；还有马略卡岛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的R. F. C.赫尔（R. F. C. Hull），他以极大的耐心为我提供了建议和帮助。
阿尼拉·杰菲，196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