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那么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他一生颠沛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勉强封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与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有才德者未必有禄位,有禄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轿人,无人想做轿中人。朱熹被大家伙儿抬来抬去,成了标准的敲门砖。
于是乎,有人问了:科举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不至于选出来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渣败类吧?
问得好!理学这玩意儿有人当敲门砖使,也有人坚信不疑,但后者要么成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花瓶,要么极端固执、偏激。
坚守理学的人一般都自律甚严,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这些都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帮人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比如薛瑄。
薛瑄是理学专家,由于当御史当得不错,笔耕不辍地揭露社会阴暗面,文笔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当局的重视。
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想接见一下小薛,鼓励他继续创作,争取成为一个了解民生、反映需求的窗口。
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拒绝,搞不好就是条升迁之路啊!但薛瑄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负责纠劾百官,不应私见阁臣,从而拒绝相见。
这就是纯正理学家的思想觉悟,非常人可比。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呼风唤雨,扰乱朝纲。但对薛瑄而言,机会却从天而降。由于大臣们都不屑与死太监为伍,以王振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面临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
为了挽回局面,王振刻意拉拢群臣。薛瑄因为和王振是同乡而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三杨”出于好心劝他去见见王振,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
薛瑄拒绝,“三杨”无奈,找和他关系不错的李贤去劝,谁知薛瑄义正词严道:“我的官职是天子给的,现在却让我向私人谢恩,我做不到!”
后来王振的官职越做越大,文官见了都要上前作揖行礼,只有薛瑄视而不见。王振出于尊重,主动向他作揖,薛瑄也不还礼。
是个正常人都该怒了,何况太监?
薛瑄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王振,被诬陷下狱,差点丢掉性命。
这还不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记载,说薛瑄当年做南安提学(相当于南安市教育局局长)时,一些生员因为生病回家休养,薛瑄便停发了这些人的廪米(官府按月发给在学生员的粮食)。停发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竟然还要追讨以往在类似情况下所发的廪米!
也许你认为这很刻薄,但薛瑄从不这么想。人家是立志要痛下决心克除私欲,还复天理,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在这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彷徨过,艰难过,并一再自勉:千万不能因为困难而懈于用力。
考察薛瑄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个理学达人叫曹鼐。此人是宣德八年(1433年)的状元,深谙程朱之义,在做典史(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时,捕盗抓获一美女,目之心动。然而作为一名生理正常、血气方刚的青年,曹鼐竟然发乎情、止乎礼,没有出格的举动。
美色当前,他坚强不屈,不断地在纸片上写四个字:曹鼐不可。写一张烧一张,反复多次,其思想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曹鼐最终战胜了情欲,柳下惠后继有人。
更严重的是理学家丘濬,此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丘濬廉洁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学,至老不衰,应该说没什么人生污点,但各类史书却记载了他许多不好的逸闻琐事。《明史》说他性格狭隘,经常跟同僚吵架,还把帽子扔到地上置气。若只是缺乏容人之量倒也罢了,很多人对丘濬的评价都是诸如“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之类的恶语。
荆公是王安石,这个倒也罢了。卢杞却是唐德宗时最大的奸臣,为相期间残害忠良,颜真卿就栽在他手里。一次,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大宴宾客,姬妾环绕。一听说卢杞要来拜访,郭子仪马上让姬妾全部退下。有人不解,问之,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胸狭窄,妇人见之必笑。他日若得志,我全族都有覆灭之险。”
将丘濬比作卢杞,可见其人格品行已经受到严重的怀疑。
即便如此,丘濬仍然没有被归入小人的行列。若再向前发展,偏执之心与逐利之心相结合,就使得士人的人格问题更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