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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清楚自己此刻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在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王阳明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维艰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难，则其失之也必易；其积之也不久，则其发之也必不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事实上王阳明此刻内心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显然是不想按部就班当个官混子。
明朝言官权重，稍有追求的人都希望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当他的朋友以礼科给事中擢升京兆尹（相当于首都一把手）时，他羡慕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长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在此期间，王阳明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是皇帝的亲属，很有追求，靠自己考上了进士。当年参加殿试时，狂风突起，将王越的试卷给吹到天上去了。王同学顿时欲哭无泪，还好考官又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答完交了。
没承想这年秋天，朝鲜使节来京进贡，竟然带来了王越的那张卷子，说是朝鲜国王一天视朝的时候，一物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却是天朝学生的试卷，不敢怠慢，便叫使者将之带回北京。
一张卷子跋山涉水从北京飘到朝鲜已属天方夜谭，而更神奇的是，据《王阳明年谱》考证，王阳明早年曾梦见王越赠送弓剑给他。
作为此次工程的包工头，阳明格外留心，预演了自己的统御之才。他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劳逸结合，按时作息，比之前在桌上聚果核列阵为戏更加真实直观。
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就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任务完成后，二十九岁的王阳明循例担任实职，授官刑部云南司主事——分管云南案件的处长。官是小，但很有实权。
权利与义务从来对等，刑部主事要求身处京师而能决断于千里之外。并且，大小事务杂乱无章，是一项很费脑力很磨耐心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
而且，礼与法、情和理的冲突是刑部官员必须时刻面对的悖论，悖论思考得多了，王阳明自然也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
然而，当他步入刑部大牢时，才真正领教了什么是黑暗。
令人窒息的气味，此起彼伏的喊冤声，狱卒的鞭子和木棒上永远都有未干的血迹。犯人们蓬头垢面，在狭小的牢房里同蟑螂、老鼠争夺地盘。当王阳明被眼前的景象震骇，无法移动脚步时，下属告诉他：“这根本不算什么，您还没去过锦衣卫的诏狱。跟那里比，这里简直就是安乐窝。”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发现狱卒在大牢里养猪，把给重刑犯吃的食物拿来喂猪，并振振有词道：“反正这些人迟早要死，吃那么多干吗？”王阳明气得七窍生烟，雷厉风行地废除了这一延续多年的潜规则。
第二年，王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审决重犯。职务虽说不高，但可以实现意志，施展才华。于是他又来劲了，详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事毕，他冒雨游览九华山，沿着羊肠小道涉险寻幽，探奇览胜，访问了许多名人隐士，心旷神怡。
在九华山，王阳明结交了不少僧友。比如化城寺有个叫实庵的和尚，生得仪表堂堂，能诗善画，学识渊博。王阳明与他相识，当即结为诗友，并为他的画像题词：
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那些妙处，丹青莫状。
也只有时刻对外部世界保持浓厚兴趣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俏皮生动的文字。
之后，王阳明又找喜欢谈仙论道的道士蔡蓬头搭讪。蔡蓬头装酷，不理他。他也不生气，客客气气继续请教，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蔡蓬头被问烦了，扔下一句“尚未”，就起身走到后厅去了。
王阳明不甘心，又跟到后厅追问，蔡蓬头还是说“尚未”。
王阳明软磨硬泡，蔡蓬头终于不说废话了：“你虽然以隆重的礼节待我，终究还是一副官相。”说罢，一笑而别。
地藏洞有位异僧，坐卧松毛，不吃熟食。阳明听说后，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和尚。
和尚假寐，想试试他，被阳明一眼看穿，不慌不忙地在和尚身边坐下，摸其脚。和尚觉得他不是个酸腐文人，于是“醒”了，道：“路险，何得至此？”
阳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想讨教修炼上乘功夫的方法。
和尚无甚高论，只撂下一句“北宋的周敦颐和程明道是儒家的两个好秀才”，便不再理他。
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此时的北京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梦阳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弟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见张鹤龄，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其两颗牙齿。
“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上面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问题是李东阳也是大文豪，四岁就能写径尺大字，景帝朱祁钰召试时喜而抱至膝上。
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李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李东阳坐上考席，父亲站在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权也。
此时，朱祁钰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便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
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知朱）满腹经纶”。朱祁钰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从天顺八年（1464年）中进士起，李东阳立朝五十载，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由于文官集团在成化朝饱受黑恶势力的摧残，或贬官或隐退，一度与皇权产生了深深的隔阂。等到老好人朱祐樘一上台，文官们都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来了，同皇权的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从李东阳对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祐樘流露出的不同感情就能看出。
李东阳为这两个皇帝分别撰写过悼词，孝宗的悼词极尽赞美，比如：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而之前给朱见深开追悼会时，李东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御姐甲天下”吧？于是只好绞尽脑汁编些空话来凑数。实在编不出，就把后代拉出来凑数，说些“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的鬼话。
因此，孝宗朝的李东阳虽然也痛陈朝政弊端，却从未表达过对朝廷的失望，而是他求治心切，追慕“三杨”
和“仁宣之治”的内心写照。因此，李东阳继承“三杨”衣钵，续写僵硬空洞、华而不实的“台阁体”诗文的举动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当时的朝廷被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先朝旧臣，另一代是当朝新进。新生代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不像李东阳那拨人因为经历过天顺、成化两朝的政治风波，人格已变得干练老成，而是充满了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搞文学复古哪里是跟文学较劲，本质是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李梦阳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他开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复古。认为唯有复古才能振作士气，革新朝政。
而王阳明的设想则更彻底、更全面，他要从改造思想意识入手，使士人树立起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可惜，李梦阳等人在京师搞得轰轰烈烈，王阳明微小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复古潮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见踪影。
当时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
失望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他上疏皇帝，回家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