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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二十八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工部虽屈居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堪称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臣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持禄固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醒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史家对明孝宗朱祐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到底掺没掺水？
朱祐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名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祐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祐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在这种生存环境下都能顽强长大的，一般不是沦为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朱祐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祐樘的贤名主要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是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祐樘能力上的平庸，后人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见到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代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旋即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是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来看，朱祐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集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政治家必须具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魄力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