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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此刻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于王守仁，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言”，再加上李东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都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借着夸王守仁在王华心目中留个好印象何乐不为？结果小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接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心情沮丧的他回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万历时，张居正为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果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没过多久，就出现一个狂人，名曰顾宪成。此人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皇帝的关系，遭人误解不说，还被顾宪成放冷枪、设圈套，直接被骂回老家去。总之，谁当首辅他骂谁，整个一“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中下层官僚之中，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让人给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投壶对弈，一派名士之风。
这个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
三月开元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守仁为师）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
”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1497年），王守仁二十六岁，回到北京。他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除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明朝的皇帝再也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
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且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率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对《吴子兵法》（简称《吴子》）的评价更可谓一针见血：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于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整个一中国版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简称《孙子》）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看来，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心学也是如此，作为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道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内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王守仁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一无所获，对自己成圣的目标越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