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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的德国哲学研究突然“火”了起来，继2018年的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下属的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后，又于2019年6月成立了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于是2019年上半年，除了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例行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外，6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康德哲学与人类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是一个有20多位国外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贵州召开的德国哲学年会也是众多学者参加的全国性学术会议。6月29日，湖北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挂牌成立，本人有幸被聘为院长。在研讨会上，赶来捧场的几位多年朋友在发表高见之余，也感叹现在学术会议如此密集，简直分身乏术了。不能否认，学术会议是学者们交流学术观点、展开思想碰撞的极佳场所，在科研经费吃紧的那些年里，一次好不容易召开的学术盛会所产生的影响会长久地留在与会学者的回忆中，多年之后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在今天，缺乏经费导致会议难产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课题经费用不完倒成为学术团队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频频召开的学术会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便浮现出来。首先，它们占用了大量本来用于做学问、坐冷板凳的时间，每到适合于外出的季节，一些学者疲于奔命，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地赶场，耗费了精力，中断了研究思路。我颇怀疑这种会议对于与会学者来说得不偿失。其次，通常每次会议都会要求提交学术论文，一些学者在短时间内哪里写得出那么多有价值的论文，于是常常一篇论文用于好几个会，或者是拿过去发表过的论文来充数，为开会而开会，这就失去了交流新思想的意义了。我有时想，在康德和黑格尔的那个时代，人们从来不开学术会议，他们是如何交流思想的？一个是凭借发表的作品，某人的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出来，引起轰动，于是大家纷纷传阅，写文章评论或反驳，有时是在杂志上反复辩难；再一个是通过私下里通信，学者间的信件往往长篇大论，就某个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的信本身就成了学术经典。与今天人们乘坐飞机或高铁到某个地方去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思想观点以引起别人的注意相比，我觉得两百多年前的那种学术氛围似乎更适合于真正的哲学思想的生长。
因此，近年来我有意识地减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甚至接近于“闭关”状态，为的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干自己计划要干的事。年过七十，我对自己剩余不多的时间做了一次全面的规划，首先是要将自己策划多年的“自否定哲学”即重建形而上学的方案弄出来，这是需要耗费大量脑力特别是发挥创造力和爆发力，因而要趁还不太老而做的一件工作。因为越往后推年纪越大，恐怕就做不动了。再就是要把康德和黑格尔的其余几部重要的经典著作逐一加以“句读”，这项工作不像前一项那么紧迫，但也绝不轻松，而且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可能更为需要。想当年，在周围找不到任何人请教和提供点拨的环境下，我单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和博览群书来解决在读经典时所遇到的无数疑难问题，经过四五十年的磨炼，才获得了今天这样可以逐句讲解经典的能力。我希望自己的这些解读能为当今的莘莘学子尽可能多地省掉我当年所经历过的探索历程，让他们在一个比我们那时高得多的起点上继续推进我们共同的事业。这就是我余生真正想做的事情。
当然，《德国哲学》还得继续编下去，除了是一项义务之外，我自己其实也从中获益不少。就如这一期的好几篇文章都使我大开眼界，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邓晓芒
2019年7月2日于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