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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学先驱凌纯声先生最早以“赫哲故事”的形式记录了伊玛堪作品，在进行了最初的分类后，没有进一步的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伊玛堪采录成果于《黑龙江民间文学》内部资料刊印后，伊玛堪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伊玛堪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调查报告、资料的整理与翻译等实录性质的研究转向对伊玛堪各个方面的研究，使伊玛堪研究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研究涉及的论题也很广泛，大致有对伊玛堪的总体评价、名称意义阐释、产生年代、美学意义、艺术价值、宗教倾向，与赫哲族其他艺术的关系、与赫哲族社会和历史的关系，对说唱歌手的介绍和研究，与国内外其他民族同类史诗的比较研究，整理问题研究、版本研究，等等。
对伊玛堪较早地全面介绍和研究是马名超执笔的《赫哲族伊玛堪调查报告》，1981年刊于《黑龙江民间文学》第2集，为后来的伊玛堪研究开创了一个非常基础而重要的局面。该报告是马名超于1980年参与历时近半年的伊玛堪调查和采录后写成的，介绍了调查的时间、地点和采录方法，总结了调查成果，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赫哲族住地的自然、社会和人文”首先介绍了赫哲族人族源历史和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和文艺发展概况。“伊玛堪的讲唱形式及其主要篇目”部分对于各时期伊玛堪的搜集整理工作做出了评价，并对伊玛堪现存目录逐一进行了介绍，得出了伊玛堪有三四十部的篇目总量这一结论。此外，报告中还总结了伊玛堪艺术作品特征、伊玛堪的内容和音乐特点等。这篇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较为客观地对伊玛堪采录、整理、形式和内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和判断，成为后来者认识和研究伊玛堪的纲领性材料。
关于“伊玛堪”（Yimakan）一词的意义阐释和文类研究。伊玛堪的名称意义阐释，是认识伊玛堪这一艺术形式的起点，最先成为讨论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伊玛堪的意义阐释一直处于模糊状态，50年代末刘忠波等人编写的《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称：“伊玛堪是赫哲族以口头相传的说唱文学”，“如同汉族的大鼓书评书一样”，上文提及的《赫哲族伊玛堪调查报告》对此“尚难作出语源学的阐释”，“通常情况下，赫哲人把那些长篇讲唱古代英雄故事的口头文学形式，习惯地称作伊玛堪”。1987年黑龙江民间文学研讨会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汪玢玲在提交的论文《伊玛堪与萨满教》中认为，它来源于赫哲语中的“Imulhan”（阎罗王），并倾向于认为这种说唱文学样式最初可能同阎罗王的崇拜有关，同萨满教的阴世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赫哲族的伊玛堪文学同萨满教的密切关系，即来自萨满教的名称——伊玛堪，来自萨满教的形象——“阔力”，来自萨满教的情节——“追魂”，来自萨满教的幻想——“巫术”。文章论点新颖，资料丰富，说理透彻，结论明确。在有关萨满教文化、赫哲族文化的研究史上，具有创新的意义，引起了热烈讨论。
黄任远在论文《“伊玛堪”原始意义探析》对汪的结论进行了反驳，并从语源学和赫哲族的图腾崇拜的分析中得出结论，“Imakan”一词可能来源于赫哲语Imaha（鱼），由此说明伊玛堪这种说唱叙事形式同赫哲族的渔猎劳动之间的深刻渊源。何日莫奇在《谈谈“伊玛堪”——与黄任远、尤志贤同志商榷》一文中表达了对汪文观点的支持。此后徐昌翰在《关于“伊玛堪”一词的语义、来源及其他》中，在上述争论之外进行论证，以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民族的萨满信仰为背景进行解析，通过与其他民族类似讲述活动的对比分析，得出伊玛堪是源于萨满信仰的、与跳神活动密切相关的故事讲述。上述对于“Imakan”一词的语义及词源的探讨以及不同意见的争论，虽然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但对于深化认识伊玛堪这种口头文学样式同萨满文化以及赫哲族渔猎生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4年的《黑龙江民间文学》第12集是“赫哲族伊玛堪论文专集”，集中收录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分别从考古、文献、文学等角度对伊玛堪进行了全面审视和挖掘，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即当时对伊玛堪文体的论断，对后来的研究有引领和导向意义。
马名超在《赫哲族英雄叙事诗的纵横观》一文中，论述了伊玛堪作为英雄叙事诗的起源和逐渐演变退化的过程和原因，对其诗歌体裁特征予以了确认。他的另一篇同样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从〈满都莫日根〉记录看赫哲族伊玛堪的诗体特征》，以及李熏风的《赫哲族英雄叙事诗〈满都莫日根〉》，都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赫哲族英雄叙事诗的纵横观》中的观点进行了佐证和分析。这些有关论述伊玛堪是英雄叙事诗的观点，为后来的伊玛堪史诗文类断定奠定了基础。
赵秀明在《试论英雄史诗——伊玛堪》一文中从史诗概念分析切入，从《安徒莫日根》、《满都莫日根》和《香叟莫日根》三部作品内容出发，探求其产生年代、思想意识，再从表现形式入手，分析讲唱结合的表演特征，最终得出了伊玛堪属于英雄史诗体裁的论断。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凌纯声称之为“北方的大鼓”“南方的苏滩”，在记录时将其归为“赫哲故事”，显然忽略了它讲唱结合的艺术特点。而后来的刘忠波“民间说唱”的说法也没有确定其文类归属。此后，马名超、郭崇林在《终结期北亚民族史诗诸类型及其文化联系》中明确论证了伊玛堪作为赫哲族长篇英雄叙事文学，是正格的史诗。上述文章都是对伊玛堪文类归属的讨论，伊玛堪的体裁认定经历了从“赫哲故事”到“说唱文学”再到“英雄叙事诗”，最后被学界肯定地纳入“英雄史诗”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伊玛堪作为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回应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无史诗的论断。
史诗是民族历史与生产生活的反映与艺术表现，天然地具有史学研究价值。因此，对于伊玛堪的起源与民族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向。一方面，研究者们是从伊玛堪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推断其产生年代的。赵振才的文章《赫哲伊玛堪中的莫日根》就是从伊玛堪中的莫日根这一中心人物形象出发，对比“古典文献中的莫日根”和“考古学中的莫日根”，通过追溯莫日根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推演伊玛堪的产生年代。其另一篇文章《赫哲伊玛堪中的阔力》也分别从文献和考古学两个方面，分析了伊玛堪中与英雄并重的女性萨满——“阔力”这一类形象，回溯其象征的本体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传统。这两篇文章材料丰富，论证缜密，令人信服，有助于理解赫哲族人往昔的文化生活和宗教信仰，是以考古和文献法研究伊玛堪起源和赫哲族历史文化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印证了伊玛堪与萨满信仰关系密切的论断。晓寒的《赫哲族伊玛堪文学浅谈》则从内容入手，分析了伊玛堪对民族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全面反映，从美学和伦理学角度总结了伊玛堪的文学艺术特色，肯定了伊玛堪的文学价值和民族语言学研究价值。
另一方面，人们根据伊玛堪中的意象去还原和理解赫哲族先民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张泰湘的《伊玛堪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他》、黄任远的《从民间传说看赫哲族民族历史、渔猎生活、民族英雄和地方风物》等，展示了伊玛堪作为民族记忆“口碑”的史料价值。
萨满信仰是普遍存在于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信仰体系，关于赫哲族伊玛堪与萨满文化关系的研究自始至终都是热点。萨满信仰为伊玛堪中的情节、文化阐释提供了依据，伊玛堪中有关萨满的文化符号展现了赫哲族萨满信仰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黄任远在《“伊玛堪”与萨满教文化》一文中提出了“伊玛堪是赫哲族早期的萨满文化”的观点，虽然这种论断较为片面，但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学者对于伊玛堪与萨满信仰之间密切联系的关注。此后，黄任远在《相邻民族多元文化对赫哲族伊玛堪的影响》提出，赫哲族伊玛堪是以萨满文化观念为基本核心发展起来的，在文化构成上呈现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形成的多元性。现存伊玛堪作品包含的多元文化观念、多元故事情节，以及其中涉及的大量来自不同民族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现象，都说明伊玛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起源的多种文化的影响，包括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民族的渔猎文化，蒙古族-达斡尔族的草原牧猎文化和女真及中原文化（黄任远，1992），自此伊玛堪的文化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线索。
此外，对于伊玛堪文本的叙事艺术、审美价值、民族学价值的论证，使作为民族史诗的伊玛堪的多元价值不断得到再认和肯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伊玛堪专题研究的论著相继出现，使伊玛堪研究向更深的领域迈进，论文研究也迈向了整体与比较研究的新境地。
由徐昌翰、黄任远著的《赫哲族文学》，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确定的“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之一。这本近34万字的文学史，是对赫哲族的神话、说唱文学、传说故事、民歌和谚语等口头文学现象进行梳理、研究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一部卓有见地的科学论著，是赫哲族文学研究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作者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赫哲族族源、民族历史和民族的多元构成等问题入手，运用考古学、文化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等方法，对赫哲族渔猎社会口头文学经过认真梳理和潜心研究，比较全面、系统、科学地描述了赫哲族的文学现象和审美心理，总结了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规律，阐明了它们在民族文学活动中的审美价值，从而使这本文学史不仅保存了大量的难以觅集的赫哲族文学遗产，而且对研究赫哲族口头文学现象有重要意义。
书中有近十万字是关于赫哲族伊玛堪的研究和论述。作者在“英雄史诗”与“说唱文学”的区别，伊玛堪讲唱的比例，伊玛堪与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人物形象、情节模式的分析等方面，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对于有把握的问题一一加以阐发，一定程度上，其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玛堪研究的集大成者，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初期研究，并限于时代学术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作者已经看到其口头传承的特点，但是在对作品的阐释中仍难免流露出以传统民间文学叙事文本研究为主的批评体制，使其口头性特征被遮蔽。《赫哲族文学》虽然给予了伊玛堪很高的学术评价并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但是在伊玛堪的文体归属上，作者依旧将其归入赫哲族说唱故事一类进行考察，限定在文化的视角，使伊玛堪的文体特征和艺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孟慧英关于伊玛堪研究的专著《萨满英雄之歌——伊玛堪研究》对赫哲族伊玛堪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被认为是近年来伊玛堪研究的最成熟的果实。全书共约27万字，分五章详细论述了伊玛堪研究的重要命题。第一章“伊玛堪概述”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研究对象，尤其是详细介绍了伊玛堪艺人的个人资料及其演唱的文本，并且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伊玛堪作品和80年代采录的伊玛堪资料的比较，考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伊玛堪流传变异的基本面貌。这种对研究对象及资料的科学和动态的把握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第二章“伊玛堪与英雄时代”中，作者对英雄史诗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尤其对维柯的英雄史诗与英雄时代论说的阐释成为她论述伊玛堪具备的史诗特征和时代特征的最主要的理论支柱。第三章“伊玛堪的艺术表现”依次谈及了伊玛堪的情节、人物形象、唱段和语言艺术。其中，作者运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对伊玛堪作品的情节类型及叙事结构进行了归纳，揭示出所有伊玛堪作品结构序列的重复性和主题的单纯、有限、统一。关于伊玛堪韵散文结合的形式，对于目前多数学者持有的“讲的方式同情节发展有关，唱的方式同抒情有关”的观点，作者并没有做理论思辨，而是从基本材料的梳理入手，用具体唱境的研究回答了问题。这种对史诗演唱形式的讨论不局限于分析伊玛堪，对《格萨尔》、蒙古史诗尤其是蒙古族本子故事的探讨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四章“伊玛堪解读”和第五章“伊玛堪的符号解释”是本书的精粹部分，是作者在伊玛堪研究上超过前人的地方。在这两章中，作者基于自己多年潜心对萨满神话和萨满教的考察，系统阐释了伊玛堪的深层寓意和各种符号，对伊玛堪的宗教和文化内涵阐释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正如书名所体现的那样，孟慧英对伊玛堪的萨满文化内涵的挖掘可谓淋漓尽致，同时又用史诗理论观照着伊玛堪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点。因此可以说，作者对英雄史诗经典理论特别是维柯的理解和阐释为全书构筑了理论框架，而作者长年对萨满教尤其是萨满仪式的考察研究为揭开伊玛堪深层内涵提供了可操作的探究范式，其中一些基础性的归纳和文本分析，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到21世纪初，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自觉、提倡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伊玛堪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次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在研究方法上逐渐从文本研究，转向文本之外的田野研究。在以往文本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伊玛堪的研究强化了史诗传承与保护研究等方面的命题，突出强调了伊玛堪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白晶的《赫哲族文化遗存数字化抢救若干问题研究》以伊玛堪为例，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化保护的相关措施。景圣琪的《伊玛堪的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强调了伊玛堪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认为对于没有文字的赫哲族来说，其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均要以伊玛堪为依托。其中，历史记忆是前提条件，自我认同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提炼升华，并浓缩成为该民族所独有的个性文化特征，要以此为核心，不断推动赫哲族伊玛堪的深入研究。高荷红的《赫哲族伊玛堪歌手研究》在对以往伊玛堪歌手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田野调查方法进行补充，描述了伊玛堪歌手的现实生存状况，继而反映了伊玛堪保护和传承中的困难，提出对歌手的关注要从以往的传记记录走向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蒋满娟以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为个案，考察其学习、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提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作为个体生命的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市场、专家学者、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与其协同合作（蒋满娟，2020）。侯儒围绕伊玛堪传承人研究撰写的《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家族式传承口述史研究——以吴氏家族为个案》等系列文章，都是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角度呈现伊玛堪跌宕起伏的现代命运，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史诗被发掘、整理，马名超、郎樱等学者发现，在我国北方从天山经内蒙古草原到黑龙江流域，其间生活着17个阿尔泰语系民族，其民间文学存在很多共性，民间文学的体裁大同而小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都有本民族的说唱文学，构筑了一条北方“英雄史诗”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玛堪研究逐渐扩展到与相邻民族传统叙事的比较研究领域，从而拓展了伊玛堪的研究领域。
张嘉宾在《埃文基人的“尼姆嘎堪”与赫哲人的“伊玛堪”》一文中通过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①埃文基人的“尼姆嘎堪”与赫哲人的“伊玛堪”的主要差异是内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伊玛堪”的内涵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小的结果。②“尼姆嘎堪”与“伊玛堪”在读者上相近。③“尼姆嘎堪”中的英雄传说与“伊玛堪”不论在内容、形式、说唱人，还是在说唱的方式方法上几乎是一样的。④“尼姆嘎堪”与“伊玛堪”有着渊源关系。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民族之间的文学方式必然有着联系，更重要的是差异研究中显现出的伊玛堪传播和变化的特点（张嘉宾，1996）。
郭崇林基于黑龙江省赫哲族、鄂伦春族英雄讲唱作品的研究，引申出“北亚民族民间英雄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课题，进而与蒙古族联系在一起，选择中国东北地区渔捞、狩猎、游牧三个典型民族的同类作品，做了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方面的比较研究（郭崇林，1997）。
黄任远、闫沙庆通过对赫哲族和鄂伦春族说唱文学的结构形式、情节内容、英雄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全方位地剖析了这两个民族说唱文学所具有的相同特点及其相同原因，认为这主要是两个民族同属一个语族、居住地域环境相近、渔猎经济生活基本相似、宗教信仰大致相同及其族源关系密切等因素所致（黄任远、闫沙庆，2000）。同时，黄任远、傅明静在《伊玛堪与优卡拉——中国赫哲族与日本阿伊努的民间文化比较之三》中提出，中国赫哲族与日本阿伊努人在信仰文化和民间文化方面十分相似，对于民间口头流传的英雄叙事文学，赫哲族称“伊玛堪”，阿伊努人称“优卡拉”。文章从它们的含义和类型、形式和结构这几个方面对赫哲族和阿伊努人的民间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探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拓展了伊玛堪比较研究的范围（黄任远、傅明静，2003）。
综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伊玛堪研究，可以2000年前后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文本研究，或者可以说是文献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学者们把伊玛堪当作民族历史和知识的“百科全书”，其研究性质与历史科学的研究是一样的。而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在史诗传承和口头表演的实际场景中对史诗的口头传统和史诗艺人的表演与技巧、史诗在其社会生活中的状态和功能的动态考察仍然非常缺乏。虽然史诗口头程式理论被介绍进我国已有数年，但在具体研究中人们依然极少用这些理论操作实际的研究工作。其最大的一个障碍是我们几十年以来对各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在科学方法、学术观念上的不正确引导。对史诗文本的非科学的记录、对史诗表演场景和史诗传承的民俗生活没有科学的民族志描写，尤其是忽视史诗歌手个人资料，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口头传统与表演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国少数民族史诗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活形态”，因此我们在继续发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地关注我国各民族史诗至今在民间流传的实际情况，多做一些科学的田野工作，多做一些中国史诗的口头传统研究。本书尝试在进行“程式”“语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母题分析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从创编表演到文本写定全面解读伊玛堪和赫哲族文化。采取民族志诗学的观念和态度，对文本写定和迻录方法进行探讨。
在后一阶段，即伊玛堪被申报成为各级非遗名录，尤其是在进入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受到了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随着保护工作的推进，研究也逐渐转向伊玛堪作为非遗与公共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及其与社区经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等综合议题，跨学科的研究取向也更为明显。总体来看，这些个案性质的研究成果对于伊玛堪的传承保护进程做出了基本的记录和阐释，也包含了对伊玛堪传承保护实践的总结、判断和具体建议。相对于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传统学科及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概念，对其的保护实践也一直在探索中进行。在近二十年的摸索实践和理论总结中，我国在保护工作上的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学术界对于非遗的基本概念和性质，对于整体性、本真性等保护工作原则的理解和实践应用路径，一直都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共识和形成一致的表述。缺乏基本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让伊玛堪研究的后期理论成果呈现信息丰富、规模庞大却流于经验性的对策建议的特点，使其未能在非遗保护理论建设的学科格局中寻求到自己的独特位置，具体操作建议也往往因为缺乏学理支撑而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
如何将理论层面的探索与现实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相结合，即以赫哲族伊玛堪这一个民族史诗的案例丰富非遗保护的理论方法，用已有的非遗保护理论成果探寻和开拓伊玛堪保护的实践路径正是本研究要探索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