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代四川的人口压力

清代的四川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因此耕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粮食是最重要的生产成果。在人口增长、劳动力充分的条件下，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就成为制约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定量土地能养活的人口是有限的（当然这种限度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一旦逾越这个限度，人口增长就会造成种种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论，人口增长的弊端在康雍之际已见端倪，到乾隆时便已形成相当大的人口压力。乾隆二十七年（1762）人口超过2亿，乾隆五十五年超过3亿，至道光十四年（1834）超过4亿（见表1-20）。人口增长造成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由乾隆十八年的4亩下降到乾隆四十九年的2.65亩， 咸丰元年更减至1.78亩。 四川出现人口压力较全国要迟一些，但到嘉庆时也已出现人满为患的现象。表1-32列出了川省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的情况。乾隆中期以前，人均耕地都较富余，为9～14亩，但乾隆后期已明显减少，低到5亩左右。乾嘉时期人口猛增，人均耕地再减至三四亩，19世纪后半叶川省人均耕地仅有2亩多。以上数据是按耕地和人口的修正数计算得出的，若按册载耕地和人口数计算，那么情形更为严重。 ^[12]

按清代四川农业生产力水平，人均耕地至少4亩才能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标准。 按这个指标，我们做出表1-33来看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表1-33说明，到嘉庆中期川省耕地已显不足，3.8%的人缺乏耕地，但能勉强维持，然随人口增长情况日益恶化。同治时期900多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9%）缺乏耕地，到清末缺地人数发展到1800万，占人口总数的42%。川省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失调到嘉庆中期便已到临界点，自此以后，耕地面积增长率远低于人口增长率，两者呈现的“剪刀差”愈大，社会经济负担愈重，亦预示着社会危机的日趋加深。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这种紧密的联系使两种生产在客观上有一定的比例。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增长相适应，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适度人口”。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四川传统社会来说，其适度人口应是人口规模不超过农业资源提供的食物可以供养的人口数量。按洪亮吉的推算，从最低生活标准（4亩）达到中等生活程度，耕地要扩大1.5倍，即达到10亩。考虑到清末亩产有所提高，我们且按人均6亩计算近代四川的适度人口（见表1-34）。19世纪初川省适度人口为1300万左右，19世纪末为1600万左右，20世纪初为1700万左右。但19世纪初超过适度人口700多万，中期超过1000多万，20世纪初超过2000多万，多出人口达157.6%。因此，即使我们撇开统治机器的压榨或天灾人祸的影响，人民生活的恶化都是不可避免的。

川省人口的大量增加，势必造成生计的困难，所以在清季的史料中诸如“生齿日繁”“生计日蹙”的记载屡见不鲜，生计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面已经指出，南方农民衣食住行每年至少需粮730斤，我们将这些标准降低到600斤，来看看嘉庆以后四川的粮食提供情况（见表1-35）。这一估计尚未排除灾害、战乱、抛荒等种种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因此，实际情况往往要比表1-35所列糟糕得多。按我们的最高估计，同治年间的粮食提供率仅有88%左右，20世纪初仅72%左右。按最保守的计算，同治年间人口总数的约12%，即约400多万人没有基本生活保障；20世纪初，人口总数的约28%，即1200多万人缺乏粮食。粮食如此短缺，我们认为，这就是当时社会混乱的最根本原因。

如果说上述结论仅是依靠统计数字而做出的，带有推测的意味，那么下面我们将用具体史料证明上述统计及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川省仓储粮食的大幅度减少。乾隆年间川省各地常平、监仓储数便已确定，并按额储满，直至嘉庆年间都是“存新易陈”，随出随补。但嘉庆之后人口增加，粮食匮乏，动用仓储难以补足，表1-36所列重庆府各县常平、监仓储额大量减少，便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在表1-36所列的12个厅州县中，减少94%以上的有2个地方，减少85%～94%的有7个地方，减少80%～85%的有2个地方，减少70%～80%的有1个地方。

第二，粮食外运断绝和粮价大涨。清中前期川省粮食有大量剩余，从雍正起即大量运出省，仅嘉庆《四川通志》所载雍正至嘉庆的11次官运出川大米，即达787万石。 历年商运出川的大米更是不计其数。在成都平原，外省商贩“在各处顺流搬运，每岁不下百十万石”。 在川东地区，每年“秋收之后，每日过夔关大小米船，或十余只至二十只不等，源源下楚”。川米都在汉口落岸，即所谓“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 以致川米对湖广米价产生重要影响，如武汉地区“人烟稠密，日用米谷，全赖四川、湖南商贩骈集，米价不致高昂”。若川省受灾或江水上涨川米不至，米价“每石贵至一两七八钱，民间至有无米可籴之苦”。 但嘉道之后，粮食输出越来越少，最后基本断绝。吴焘《游蜀日记》（1874年）称：“往日东川之米尝转售于他省，然齿繁岁歉，今亦非古所云矣。” 粮食价格是粮食供需情况的晴雨表，雍正时，川米“每石止约价银九钱五分”， 而到光宣年间粮价上涨至每石5～8两。 道光时中江县大米每石制钱3000文，宣统时涨至6000文； 万县和隆昌县同治时米价陡涨至斗米1600文； 合江县光绪元年大米每石制钱4600文（当时合银3.1两），光绪三十一年涨至7000文（合银5.8两）。

第三，人满为患，游民乞丐众多。新都县过去是“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但乾隆之后已“无荒可垦”； 彭县到乾嘉之际也是“山坡水涯，耕垦无余”； 大足县在道光时，由“昔时富足”落到“各处山村，仅谋生计”的地步； 江油县“一户之土仅供数口，多男必出继，盖地不足而人无食也”； 即使是边地马边厅，在嘉庆时也“户口滋增，到处地虞人满”。 所以史志称“昔之蜀，土满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 到清后期情况进一步恶化，眉山县“无田者居大半”； 灌县“人口数十万……产属中人，足以温饱者可十之四；贫无立锥专恃营业劳工以活者又占十分之五”； 井研县则“尤患人满，无田之家居大半”。 从整个川省看，是“生齿甲于寰宇，农末皆不足以养之，故旷土少且游民多”。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当时便有人指出：“游民乞丐各省皆有，无如四川之多，四川尤以省城为最。” 而重庆“大小男女乞丐尚不免触目皆是”。 川督锡良也甚为忧虑地奏称：“四川生齿最繁，贫而乞丐者至众，省城每际冬令，裂肤露体者十百载途，号呼哀怜者充衢盈耳。偶遇风雪，死者枕藉，相沿有年，匪伊朝夕，南北各省皆所未见。” 这些描述同我们的估计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人口流向边区和省外。经济发达区多为人口稠密区，乾隆之际，内地人口饱和，排挤大量人口到盆地边缘地区和省外垦荒或开矿。如彝族地区昭觉“当乾嘉时，矿厂甚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 在川、滇、黔边界，许多游民到深山采铜私铸制钱，“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 嘉庆年间，“石柱以东，达于黔楚，到处有铜有柴，就山铸钱，穷民以此为生者不可胜数”。 彝藏少数民族聚居的宁远府嘉庆时迁入汉民87689户，男女425247丁口。 “地届边陲”的马边厅也因内地汉民“闻此中荒芜可垦，挈妻负小，奔走偕来”。 嘉道之际，甚至不少川民流入“地旷人稀”的贵州山区，以致后来“兴义各属已无不垦之山，而四川客民……仍多搬往，终岁不绝，亦尝出示饬属严禁而不能止”。 嘉道年间更有大量无田农民流入川、湖、陕边界的巴山老林。据卢坤《秦疆治略》称，道光三年陕西凤县有民11340口，其中“新民甚多，土著甚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陕西盩厔县老林“树木丛杂，人迹罕到”，自从“川楚客民开山种地”后，道光初“查明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 据时人估计，道光年间在巴山老林地区的川、湖、陕等省流民“数以百万计”。 这种人口的逆向运动，从侧面说明了川省人满为患的困境。 9hTAU1R54e6+4XAFGAGh3jLsSJ358nGlepT2lC5iLEdoJsTqTCR/6igPgQh3FA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