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口的数量考察

关于清代四川的人口数量是一个纷繁而难以弄清楚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分清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来试做探索。

（一）清前期的四川人口数

清代的人口统计比之前朝还是较为丰富的，但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乾隆六年（1741）以前是以“丁”为单位的人口统计，“丁”实际上是一个纳税单位， 其中到底包括多少人口很难判定，目前国内学者多倾向于丁（或户）与口的比例为1∶5。按此比例，我们先估算出清初四川人口数，见表1-7。我认为，表1-7的人丁统计很不可靠。第一，表1-7的册载人丁只是四川部分地区的人丁记录。清初进行川省人丁统计时，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尚未建立政权或已建立政权却未编户，三藩之乱又一度中断了清政府对川省的统治，实际上许多州县在此之后才正式编户。表1-8是随意抽查列出的川省部分州县的编户时间，便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从16个州县的编户时间来看，顺治十八年以后编户的有14个州县，康熙二十四年以后的有3个州县，因此，估计康熙二十四年及以前的三次人丁统计缺失州县在20%至80%不等。

第二，顺、康、雍时期的册载“人丁”数并非16～60岁的全部成丁男子，而仅是纳赋的人数。据嘉庆《四川通志》，迄康熙六十一年，川省查出的户数为579309，而丁数仅275474， ^[5] 平均2.1户才一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清初之所以清查户口，主要是为按人丁收税，因此，这里的所谓“人丁”只是纳税的人数记载。上举康熙六十一年的“人丁”项内，后面都有明确的纳银和纳粮的尾数，如成都府属“人丁三万五千四百一十六丁四分三厘五毫”，叙州府“人丁一万五千零三丁七斗六升九合” 等，更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所谓“人丁”统计根本反映不出实际人丁数。

那么清初四川人口到底有多少？按表1-7估算，顺治十八年才8万人，仅为明末310万的2.6%， ^[6] 这从一些县志和族谱的记载看也是大大偏低的。表1-9所列10个州县中除东乡和达县的县志称清初战乱后仅存1‰～2‰、3%～4%外，其余各县皆称尚存10%、20%、30%乃至50%。所以有研究者估计，清初四川至少残余10%的人口，按明末310万人口计，总数应在50万人左右。 我认为这较符合实际。

我们已知康熙六十一年有579309户，按1∶5折算， 应有人口289.7万人，这样，便可以计算出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6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为30‰， ^[7] 按此增长率，测算出雍正六年前各期人口数（见表1-10）。

（二）清中期的四川人口数

乾隆元年，四川以道为单位进行户口统计，这可能是清代四川最早的较为切实的数字（见表1-11）。这个统计是户与丁完全一致，即每户一丁，乾隆元年川省共有653430户（包括流寓），按户均5人估算，应有人口326.7万。根据比较可靠的乾隆元年和四十一年的统计数，我们计算出4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为22‰， ^[8] 表1-12是据此做出的这期间人口的修正数。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载有乾隆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四川人口统计，即：乾隆十四年人丁2506780，乾隆十八年人丁1368496，乾隆二十二年人丁2682893，乾隆三十六年人丁3068199，乾隆四十一年人丁7789791。但上述统计存在不少问题，需加以考释：第一，乾隆六年以后全国统一丁口合计，唯川省仍为“人丁”，做何解释？乾隆元年川省才有61.2万，不过13年，人丁即达250.7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显然，统计单位所谓“人丁”实是“丁口”之误。第二，为何乾隆十四年的人口数低于乾隆元年（约少23%），乾隆十八年又较乾隆十四年减少45%左右？这期间，并未出现足以大幅度减少人口的全省性的战争和灾害（中间虽有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也仅是局部战争），因此乾隆十四年和十八年的数字很不可靠。第三，为何从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一年不过5年时间，丁口增长了154%？这是因为从乾隆四十年起，首次进行了认真的户口清查，将大量隐漏人口编户， 因此丁口猛增合乎情理。乾隆四十一年的丁口数是清查后的统计，较为可靠。这次清查户口，川省查出丁口300万～400万。

从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间，川省人口平缓地持续上升，由779.0万人增至948.9万人，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3.2‰。但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十七年的21年间，川省人口记录又出现陡升趋势，由948.9万人增至2070.9万人， 人口猛增一倍多，平均人口增长率达37.9‰，这在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嘉庆十七年的数字是川省分类详列的各厅州县的户口总计，是四川布政司根据各州县呈报的户口数编制的，较为可靠。估计乾隆五十六年和以前的数字都有缺漏，因此，有必要对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十七年间的人口统计做若干修正，见表1-13。

（三）清后期的四川人口数

嘉庆十七年以后的四川人口统计浮夸日益严重，到嘉庆二十五年册载人口已达2832.5万，不过8年时间，人口增加近800万，这是极不正常的。在表1-14中我们将两个时期的各府、直隶州数字进行比较。从嘉庆二十五年的统计数看，全川除泸州只增加2.5%，其余都在20%以上，而且大多数在30%以上，最高达55.1%，这显然是浮夸的结果。人口滥报之所以普遍存在，主要是因为人口与赋税的分离，故有地方志称：“清雍正以前，以按丁征赋，人图匿避而不得实。雍正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施摊丁银入地亩，于是户口虚实，无关政要。岁时校比保团以册申于官，州县吏以帐达于部者，皆循例估计，而愈不得实。” 这样，人口的增长不仅不会加重赋税，反成为地方官夸耀政绩的资本。

嘉庆二十五年后，我们所见的川省人口统计皆笼统数字。虽然道光十年（1830）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逐年都有统计在案，但其增长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奇。经68年的逐年累加，光绪二十四年册载人口数为8474.9万， 占同期全国人口的近1/5，而且这个数字已达到1970年代的四川人口水平，近乎荒唐。19世纪末担任重庆海关署理税务司的英人华特森（W.C.H.Watson）便指出：“四川人口已经被估计为七千万人，……在中国如四川中部盆地那样的面积是不可能维持如此稠密的人口的。” ^[9] 华特森的前任霍伯森（H.E.Hobson）在1891年估计，川省人口在3000万～3500万， ^[10] 或许还较为平实。

宣统元年，新成立的民政部进行了清代历史上最切实的一次户口调查。这次调查户数与口数分年查报，因而造成有些省份有户数无口数，或有口数无户数，但川省却是户口同查。 川省从宣统元年开始调查，次年报齐，据称是相当详尽，包括成都等125州县人口总数，各属船户口数，还有衙署、局所、学堂、庙宇、医院、报馆、善堂、会馆、教堂及外国旅居营业等项人数。

但遗憾的是，存于四川省署的关于这次统计的档案，由于辛亥革命爆发而散失，目前所见的川省人口总数多有歧异（见表1-15）。清末川省人口统计资料来源计达12种，除两种相同（即6号和7号）外，其余都不一样。其中以海关统计为最高，达7871万；最低为民政部调查数，为2300万。海关统计过高为学术界所公认，而民政部统计不全当然不足为凭。其余数字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组为5000多万，即2、3、4、5、6、7号；第二组为4000多万，即8、9、10、11号。其中第一组6、7号，第二组10、11号最值得重视，特别是10、11号最为可信，其依据如下。

6号数本系四川总督向中央的奏报数，应该是可靠的，而且据民国时期搜集四川人口资料颇有成绩的施居父称，他所得到的宣统二年144厅州县表册 总数与此相同，即50217030人。但笔者在重新核算这个人口表册时，却发现表册所列各厅州县数累计相加与此不符（见表1-16）。将144厅州县数累计，为4392.6万人。显然，施氏在编撰《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时，并未将144厅州县数逐个相加，因而未发现这一很大的误差（误差600多万），他只是沿袭了川督所报总数。当时个别州县查报户口时，“民怀疑畏，册报颇不以实”， 或“隐漏不予实数，以图预避抽丁”。 川督觉察有隐漏户口情况，或许也感到与光绪二十四年数据相差太远，所以有可能在向清政府报总数时，有意将原有数字加以扩大，这个扩大数缺乏根据，故还是应以统计实数为准。

1932～1933年，民国实业部编纂《中国经济年鉴》，据年鉴编委会称，该书最重要的收获，是整理了中外学者所重视的宣统年间人口档案。他们将内务部民国元年汇造之户籍表册及其他间接资料加以厘定，又将宣统二年、三年各省咨送调查户口报告表册，全部核算整理，编成修正户口总表。该表根据四川第一、二、三次汇报各州县人口总数表逐县详加核算，求得114属之人口总数（见表1-17）。若表1-16笔者的累计数加上表1-17的“成都驻防”数，即为4394.5万人，与表1-17的合计数已相当接近，因此表1-17的统计虽不敢说绝对准确，但也较为可信。

我们知道嘉庆十七年四川省人口为2070.9万人，宣统二年为4414万人，98年间平均增长率为7.75‰ ，根据这个增长率，我们计算此间的人口修正数（见表1-18）。

以上我们考察了清前、中、后期的四川人口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四川人口发展的一些规律。第一，清代四川人口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顺、康、雍时期人口逐渐恢复；（2）乾隆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加快；（3）嘉庆时期人口猛涨；（4）近代人口持续上升。总的趋势是，经明末清初战乱，四川人口大幅减少之后，有清一代，除个别时期外，四川人口都呈上升趋势。虽然有川陕白莲教起义、石达开入川、李蓝起义以及四川义和拳等农民战争，但对四川人口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与全国情况比较，人口发展相对稳定。

第二，由于清初四川人口基数太小，故虽然清前期四川人口平均增长率很高，但人口增加速度却不及清后期快（见表1-19）。从50万发展到1000万花了120多年时间，但从1000万发展到2000万则不到30年，时间大大缩短。从2000万发展到3000万用了大约47年时间，速度较乾嘉之际有所放慢。从3000万发展到4000万用了大约37年时间，又有所加快。

第三，清代四川与全国人口发展快慢周期不同（见表1-20）。清初全国人口基数较高，由5000万到1亿只用了33年时间，而由1亿到2亿却用了77年时间。但第三阶段，即川省由2000万至3000万，全国由2亿到3亿这个时期，全国却快于四川。全国人口在1830年代达到4亿后，便处于长期徘徊的状态，而川省却处于持续上升的时期，人口由3000万发展到4000万，增加了1/3，反映出地处腹地的川省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性大，而受外界的影响较小。

人口的增长必然造成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这即是说粮食的提供不能与人口生产同步发展，从而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问题。那么清代四川究竟有多少耕地，能够提供多少粮食，以及人口压力严重到什么程度？下面将加以阐述。 sxkLOFrIKZm1Ua7hAdUGnV1VarMIm+f4tgUaJ8QIWfM7J97SKgq3EFCofFPQX3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