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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区是一个复杂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各种基于血缘、地缘、利益和行业等因素的组织为了权力和经济利益而不断竞争，特别是宗族和堂的集团经常因内部纷争而使用威胁和暴力手段。它们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白人种族主义或其他反对华人的活动，相反，则集中力量于华人社区内的争夺。协胜堂就是其首领为了向使他生意破产的华人社区有权势的宗族复仇而设立的，而纽约叶氏堂的设立则是为与中华会馆抗衡。
秘密结社间的所谓“堂战”（也称“堂斗”）也都局限在华人社区之内。
一些冲突是由移民在家乡就有的宿怨而引发的。在中国东南沿海，有权势的宗族为地方政治和经济控制权而争斗。在宗族之间，强的控制弱小的；在宗族之内，富裕家庭支配贫穷的。在宗族和村庄范围内外，械斗不时发生，有的持续数年。在中国移民内，那些旧的积怨尚未消除，新的仇恨又不断出现。冲突经常出现在日常社区生活中，如河谷城一位宗族成员回忆：“L家族是最大的，经常举行盛宴。在新年期间，全部穷人都会到他们那里吃免费晚餐。有一次，我们家族邀请了许多穷人共进晚餐，有许多甚至不是我们家族的。L家族感到羞辱，他们很富却显得没有我们这样慷慨，我们使他们丢了面子，他们至今仍耿耿于怀。”
华人社区的一些矛盾也是基于阶级冲突，这些冲突反映了贫穷移民对他们生存环境不满的本能的反抗，如纽约叶氏宗族与安益堂的冲突便属这个类型。叶氏宗族由许多富商组成，拥有巨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益堂基本是由苦力和餐馆工人组成的。
一些纷争演变成非常严重的集团冲突——“堂战”。堂战一般发生在堂之间，但有时也有宗族集团和会馆的卷入。大多数华人社区的堂战都是为控制贩卖鸦片、赌博、卖淫等非法活动而引发的。
堂战的扩大非常迅速。无论堂战在哪里发生，无论发生在波士顿、芝加哥、巴尔的摩或是新奥尔良，几个小时之内便会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交战的堂使用长途电话向其他城市的同党报警。无论在东部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发生的堂战，都将在纽约结束，这成为一个规律。有时虽然主要交战地在纽约，但芝加哥和波士顿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其原因在于纽约的堂拥有东部和中部最大的权力和影响。堂的所作所为，给唐人街带来了恶名。到20世纪初，堂战日趋减少。从1905年到1911年，由于中国海外革命者和革命运动的影响，华人社区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国内的政治变化，地方主义开始衰落而民族主义上升。1913年，相互争斗了五十多年的堂和商人首领为最后结束堂战而组织了“和平会”，
其中包括各类组织的代表。当然，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冲突并没有消失，但自此暴力事件明显减少。
在1930年代，堂逐渐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大多数职业打手不得不放下武器而去做生意，不少人还参与了支持中国抗日的爱国活动。他们开始关心中国的教育发展，寄钱回家乡开办学校。
在这个时期美国排华活动也开始式微，对华人移民的禁令日渐放松，中国移民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华人社区之外做生意。更重要的是华人社区本身状况的改变。这个时期，美国华人人口的组成特点正从外国出生、年老和单身男性为主向美国出生、年轻化以及性别比例平衡转变，这种变化影响到各类组织的基本结构。在过去，由于华人社区人口以单身男子为主，因而中国移民的生活并非以家庭为中心，而基本依靠传统组织以适应生存的需要。随着婚龄妇女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男人组成了小家庭，家庭生活对他们变得更重要。小生意的大量增加为华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些都导致了移民对传统组织的依赖程度下降。虽然那些传统组织继续提供服务，但它们已很难对其成员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控制了。在美国出生的下一代数量日益增加也给了传统组织以冲击，在30年代，堂日益失去威胁和控制第二代中国人的能力。
年轻华裔开始向宗族控制的基础提出挑战，而且美国出生的华人对于地区间和宗族间的斗争也明显缺乏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