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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11章，由我不同时期的11篇文章构成。作为一个整体，展示了我自己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变。不过，这些研究不是纯粹方法的探讨，而是在具体课题的实证研究中、历史的写作中所反映的方法上的自觉。虽然其中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是理论性的讨论，但是也是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来展开的。这些文章展示了我近三十年来学术探索的一个脉络。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些都是我的代表作，而是因为每一篇几乎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特点，所以把它们放到一起，作为方法上的一个总结。收入不同时期、不同课题、采用不同方法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同一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我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和发展轨迹。
本书所列我研究的早期阶段（1980～1990年代），是我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
的阶段，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写作于这一阶段。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中，我制作了三百多个统计表。那个时期，我十分钟情于数字，几乎对所有问题，都试图转换为数字来说话。我甚至还发表过论文，用博弈论（或者叫决策论）、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来解释辛亥革命为什么反清不反帝的问题。
本书的第一章主要是根据《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中有关人口、耕地和粮食问题的章节，通过量化研究的手段和对数字的分析，揭示清代关于四川人口和耕地的统计存在的严重问题。1898年川省册载人口高达8475万，而同期册载耕地仅4706万亩，即人均耕地仅0.56亩。难道这样少的耕地能容纳如此多人口的生存？而且这一人口数已达到1970年代的四川人口水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分省人口与耕地统计的不实，不仅影响全国人口与耕地的确数，而且给区域人口和社会史的研究造成极大困难。因此，考释和订正这些数字十分重要。研究表明，所谓川省八千余万人口纯系虚构，摊丁入亩之后，人丁不承担赋税，因而导致地方为粉饰政绩而滥报“滋生”人口，嘉庆之后浮夸风愈演愈烈。清末川省的实际人口应在4500万左右。同人口统计一样，川省耕地面积统计也不可信，清末川省在册耕地仅4700多万亩，但根据我的计算，实际数字应在9000万亩至1亿亩之间。在修正过的数字基础上，我计算了清代各个时期的粮食产量，讨论了生活水平，以及所面临的人口压力。
在我的早期社会史的研究中，另一个兴趣点是城市问题，而且我的城市史研究，深受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影响，第二章便是在这种影响下所完成的研究，也是根据《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的有关章节改写的。长江上游既是中国地理上的封闭地带，亦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特区域。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使中国的这一腹心地区带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系统和市场结构。这篇文章力图把这一区域提取出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区域市场发展的个案，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地对长江上游区域市场进行分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决定了需求圈和销售域的大小；场均耕地和场均人口表明了市场所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是市场发展的决定因素，它们制约了市场的商品流通和交易数额。我根据商品流通量，测算了基层市场的辐射范围，以及长江上游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交易圈。
1991年我到美国之后，开始以跨国史的眼光来观察中国人，第三章研究美国的中国秘密社会组织，就是这个观察的一个成果。19世纪中国人到达美国之后，把他们的秘密社会组织也带到了美国。虽然这些组织为华人在美国立足贡献了力量，但是也成为华人之间的暴力武器。在二战之前，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基本上被华人社区中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所控制。华人社区有四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即宗族、会馆、秘密社会和行会，这些组织的扩张是由于社区生活的需要和外部的压力。它们也强烈影响到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延缓中国移民的同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排华运动、组织的束缚和内部的争斗使中国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了几十年，宗族的条规、方言的区别、利益的冲突等又破坏了中国移民的内部团结。这也导致了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移民的同化过程非常缓慢。
当我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199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开始了我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正在完成从中国学术训练到中西学兼具的磨难的过程。我是四川大学78级历史专业毕业生，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便留校任教。先是担任助教，1987年任讲师。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是当时中国大学中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的受益者。在担任讲师两个月之后，我在四川大学第一次实施的“破格提拔”政策的“打擂台”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被提拔为副教授的三位青年教师之一，那年我31岁。31岁当副教授，今天看来已经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惊世骇俗。我至今仍然对当时那种梦幻般的感觉记忆犹新，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几乎难以置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怀疑那只是一场梦，担心当梦醒来时，其实我还是那个小讲师。当时有些我的老师还仍然是讲师，而且在全国大学历史系78级众多的毕业生中，在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者，不敢说我是唯一的，但也一定是凤毛麟角。
这么早就“功成名就”，本来应该松一口气，好好享受生活了。但是，我在1989年完成那700多页的大部头《跨出封闭的世界》之后，感觉遇到了学术的瓶颈，虽然也写了几篇论文，甚至其中一篇在《历史研究》上，另一篇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本书收入了后者，即第二章），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焦虑，似乎我的全部智慧和能力都倾注进了那本书。未来的路在何方？我第一次出现了迷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可以说我把那些年在中国奋斗的成果一下子都放弃了，然后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一切从头开始，放下副教授的身段，重新开始当学生。记得在讨论课上根本听不懂同学们争论的话题的焦虑，还有上日语课的时候，教室里同学都是20岁左右的本科生，我这个已经往40岁迈进，而且头上零零落落出现白发的中年人，混迹其中，对语言的敏感和记忆力开始退步，结结巴巴与老师和同学用日语对话，那种尴尬和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我能够在中年完成自己的学术转型，本身还是有不少有利条件的。包括我在国内时，便已经受过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训练，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经验，对西方中国史研究，一直也有所关注。但是要真正从中学向中西兼具转变，还是必须经过一番脱胎换骨一般的痛苦，毕竟中西在学术思维、语言、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不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培养方法。
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方向是东亚史，除中国史和日本史外，另随该系教授修美国社会史和文化史，还在政治学系修比较政治学（指导教授是日本和德国比较研究专家），在人类学系修社会人类学。每个方向都跟一个指导教授进行一年的学习，除大量阅读外，还参加讨论课，写书评和研究论文。除此之外，系里还鼓励参加跨学科的研究和学习。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权力、文化及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Power，Culture ＆ History），融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为一体，定期邀请学术“大腕”来校做专题报告，我曾参加其专题讲座一年之久，并得其资助回中国做研究。在全部课程结束后，每个教授还会列一个有三四十本专著的书目，要求在此基础上准备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s，或者叫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inations），包括口试和笔试。在综合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此一阶段的博士研究生简称ABD（All But Dissertation）。在经过几年苦读后，一个优秀的ABD对本领域的学术发展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具备了进行创造性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
美国的文科博士培养与欧洲（例如牛津和剑桥大学）有着巨大的不同，欧洲的大学修课非常少而主要靠个人阅读和研究。所以有人讥讽道，美国是工匠式的训练法。我认为，欧式培养法适合于天才，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去阅读、思考和研究，让他们的思想尽可能地自由翱翔。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欧洲有许多原创性的理论家，如我们熟悉的福柯（Michel Foucault）、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而美国却提供了更多的杰出的实证研究，国内翻译出版的关于中国史的研究，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天才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学者（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者），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我认识不少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他们在国内时，许多是学外语、文学或者其他学科的，但是到美国后，经过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写出了非常优秀的历史著作，这就是美国大学文科博士规训厉害的地方。
中期阶段（1990～2000年代）主要是指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及以后的十余年，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这是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当我把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从精英转向民众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史料缺乏和怎样解读有限的史料。由于过去的中国历史学家不重视日常生活和民众，有关资料非常少，即使仅有的不多的有关资料，也是由精英记录的。因此，研究下层民众，必须要有方法上的突破，特别是怎样超越《跨出封闭的世界》的精英和宏观视野。在美国的学术训练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我在《跨出封闭的世界》第二版前言中，对这个转变有具体的表述，也是我对自己过去的研究的反思。
我研究方法的最初转向，是从一篇论文开始的，即本书的第四章。这篇论文是1995年秋季至1996年春季学期完成的。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规定，每一个研究生都必须在第一学年撰写一篇研究论文。所谓“研究论文”，就是使用原始资料撰写的专题论文。这篇论文必须第二年在系里的讨论会上宣读，参加者皆是本系的教授和研究生。论文要预先印发给参加者，作者需要在会上接受答辩。我起初准备写晚清的社会改良者傅崇矩——他编撰了一部八卷本的晚清成都的百科全书《成都通览》，但是后来我决定研究晚清成都街头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on the street）。我在撰写研究计划的时候，为了表述简单，有时候也写成street culture，我的导师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对这个英文组合十分欣赏，于是这成为我论文的题目，即《街头文化》。
我在这个研究中指出，街头是城市下层民众从事诸如谋生、日常生活和娱乐等各种活动的重要舞台。在晚清，当改良运动深入地方社会之时，城市精英便不断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的使用进行限制，并以其正统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公共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改良者利用重新整合城市空间和引导社会舆论之机，竭力扩大其政治影响并最终把街头变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在街头的角色都得以重新定义。该文探索地处长江上游地区的内陆城市成都在晚清时期的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其与地方政治的关系。十分令人鼓舞的是，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1998年发表在西方中国研究最权威的期刊之一《近代中国》上。
我的博士论文便是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1998年夏天我通过了答辩，然后又经过近四年修改成专著，200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以街头文化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了这种文化并生活于其中。这个研究讨论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如何在现代化潮流下经历转型，揭示了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呈现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叙事。这一历史叙事赋予底层民众和由他们组成的公共空间以足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延续性，他们对国家和精英在治理公共空间时实施的现代化议程，有着不可忽视的抵制和讨价还价的能力。
本书第六章也是由“街头文化”这个课题发展起来的。这个研究以竹枝词为基本资料，对19世纪成都的城市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进行探讨。这个研究其实就是要探索那些缺乏传统历史资料的课题，对于怎样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资料来利用，竹枝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当然，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挑战。中国传统的诗词一般是表现抽象意境和情感，但是竹枝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们现实生活的记录。由于这一特点，其包含了丰富的日常生活信息，而这些在传统史料中往往缺失。通过竹枝词，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精英是如何看待普通百姓和大众文化的。在竹枝词中，地方精英评判大众文化和普通人，有赞赏也有批评，这种复杂的态度反映了他们与大众文化和民众的复杂关系。用竹枝词作为主要资料，我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揭示中国城市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二是讨论精英对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态度。把竹枝词比作“城市之韵”，其诗词的节奏确实反映了城市生活的韵律，描述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氛围、感觉和意念。
我对微观史的兴趣，要归功于导师罗威廉的引导。当我决定研究成都的街头文化时，他就推荐我读欧美社会文化史的著作，记得第一本就是金斯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
。就这样，我对问题的思考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有了方法上的自觉。我在进行街头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茶馆资料的收集，2002年将《街头文化》最后定稿交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后，便开始了《茶馆》一书的写作。我把研究的焦点进一步缩小，从城市的街头到更微观的茶馆，探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演变。
我考察了茶馆如何服务于成都的城市日常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物理存在，更关注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茶客、伙计、店主、小贩、江湖艺人等是如何运用这个空间的。通过对茶馆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对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思考。
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的变化的话，那么《街头文化》《茶馆》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政治、经济和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既注重传统的价值，又把重点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民众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了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注重“变化”，那么《街头文化》和《茶馆》虽然也研究变化，然而更强调“持续性”，即不变的那些方面。
本书第五章是《茶馆》一书最早完成的一章。
这个研究尝试把焦点放在茶馆里一个特殊的人群，即所谓的“茶博士”——茶馆里的堂倌。这是对城市下层民众研究的一个尝试，展现了抗战时期成都的日常生活、城市文化、社交网络和地方政治。职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成都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各种关系，男堂倌与女茶房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工会怎样保护其会员和解决内部纠纷，都映射出茶馆工人的社会形象与生存处境。对战时成都茶馆工人和茶馆职场文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审视当时在血腥战场背后的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和处境，并了解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是如何与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境况联系在一起的。
本书第七章是对我关于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理论总结。这篇论文最早提交给200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历史思考与当代中国的人文学”（Historical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istic Studies）工作坊，2005年发表在英文刊物《中国历史评论》（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上。
但是中文版直到2018年才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上发表。这篇论文认为，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人们，进行着日常的生活。但在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长期为城市史学者所忽视，通过对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地揭示出民众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把研究焦点转移到一个更具体更小的公共空间，即20世纪成都的街头文化和茶馆，把这两个微观研究对象置入中国城市史研究这个更宏观的语境中，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进行若干反思，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城市下层民众和精英的理解。要全面地了解一座城市，需要进入这座城市的底层，探索这些组成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单位，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城市民众与公共空间使用的相互影响，使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文化在20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研究这些变化，可以进一步理解改良者和改革及其他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精英与国家之间关系这样的宏观问题的。
以微观视野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面临“地方性知识”和普遍规律的问题。我认为自己的微观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些案例。从这些案例，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那么个案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普遍知识呢？以《街头文化》为例，我通过成都民众对街头公共空间的使用，来考察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等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成都的街头文化和日常生活本身，而上升到研究中国城市史的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及和一些宏观的城市史研究，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进行学术对话。所以我想这也是这部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研究2005年获得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的原因。因为这本书不仅对人们认识中国城市有帮助，而且为研究其他国家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再如茶馆的研究，虽然只是研究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微观世界，但实际上是通过研究茶馆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有一个贯串始终的主要观点：在20世纪上半叶，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拒绝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国家权力的日益渗入，而这种国家权力渗入并日益加强的过程，显示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众公共生活之中，国家越来越直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我所展示的是，在这个时期城市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线同时并进：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特点，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削弱；二是在此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既显示了其坚韧性，亦展现了其灵活性，以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这些思考其实有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我的研究则是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回答。
因此，关于茶馆这个微小的公共空间的研究，不仅带给我们对日常文化、小商业、公共政治的进一步的理解，而且拓展了我们对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关系的知识，引导我们去思考中西方之间在公共生活上的异同，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化和延续。同时，在看到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餐厅、酒吧等在公共领域的相似之处外，我们还可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无论是从小商业的经营还是从顾客在公共空间中的各种活动等。当然，随着空间（中国和西方）和时间（不同的时代）的改变，这种共同点也在发生转移。中西方的公共生活无疑也存在各种差异，考察各种异同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的认识。
虽然成都不能代表中国的城市，但我的个案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的状态。比如我对茶馆的研究始终有个核心问题：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国家文化对地方文化的不断侵入，进行同质化的规训；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文化对国家文化的抵制。在《茶馆》中文版的结尾中，我加了一个隐喻：“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他们犹如冲锋陷阵的勇士，为茶馆和日常文化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处的“他们”，是指茶馆经营者、依靠茶馆谋生者和茶客们。茶馆里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其实一直在日常生活中用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日常抵抗”（daily resistance）来维系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近期阶段（2000～2010年代）所选的四篇文章，几乎都与文本解读有关。第八章是关于图像资料的讨论。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城市史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图像资料。图像的使用，使我们重新定义“史料”，扩展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丰富了研究的方法，也充实了我们对过去都市的想象。图像给我们提供了视觉资料，但并不是说图像就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我们对都市的一种历史想象，也就是通过现存的文本的解读和我们对今天城市的体验，建构一个头脑中的逝去的城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想象，因为我们的思维都是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使用图像，哪怕是照片，我们也必须持怀疑的眼光。今天看过去的图像，是以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理解和解读的，与历史的都市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照片虽然是客观的，但是拍照片的人则是有主观意识的，镜头是有所取舍的。所以在用照片的时候也需要进行解读和分析，从而挖掘出图像资料的意义。
第九章是为2014年秋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学术讨论会所撰写的论文，主要分析了关于袍哥叙事的各种文本。这篇文章依赖五种不同的文本，即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试图在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力图超出国家和精英的话语，从多方面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这些资料都从特定的角度，分别描述了民国时期四川乡村不同袍哥的不同故事。从微观的角度，了解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一些袍哥成员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过去袍哥的历史和文化。这个文本分析的方法，后来也运用在《袍哥》一书的写作中。
第十章则是通过分析袍哥的语言来观察其历史。原文是英文，写于2006年至2007年间。当时我得到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的资助，在美国全国人文研究中心（NHC）担任驻院研究员，受《晚期帝制中国》（ Late Imperial China ）主编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教授的邀请，参加她组织编写的一个为庆祝罗威廉教授60岁生日的专辑，主题是“走进19世纪”（Ente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参加的学者包括孔飞力（Philip Kuhn）、曼素恩（Susan Mann）、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冉枚烁（Mary Rankin）、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等。当时虽然我正在进行《茶馆》第二卷的写作，但是已经开始关于袍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利用秘密社会的文书，特别是袍哥的“圣经”——《海底》，考察他们的秘密语言，以揭示其政治思想、身份认同和行为。秘密语言成为帮助该组织及其成员生存的工具，也成为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组织、成员、内外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的窗口。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19世纪四川的社会环境，追溯这个社会集团在民众中建构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以及创造一个次文化之时，与国家权力成功的斗争经历。
第十一章原文也是英文，发表在2017年的《中国历史学前沿》（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上。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学生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关于秘密社会的调查，并在次年完成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此篇社会调查的完成是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影响。那些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农村工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并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他们所开展的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运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当时袍哥及其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这篇文章的着眼点不在于讨论沈宝媛社会调查的具体内容，而是希望根据这个调查文本，去探索一个社会学调查在当时政治、社会、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并讨论这样的调查报告，在今天如何被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以及通过对其的探讨，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记忆，还原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历史。
多年前我在《街头文化》中文版的前言中提到，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话语分析”，把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发现如此简单问题的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个倾向可以从那些“后现代”的作品中清楚看到。另一种倾向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理论和术语，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而且使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也都能读懂，喜欢看下去。因此持这个倾向的史家主要采用的是“叙事”的方法。
从我个人的研究来讲，显然接近后一种方法，这当然与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我写作《街头文化》、《茶馆》以及后来的《袍哥》时，我想使这些书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哪怕是学术著作的写作，我也竭力使其具有可读性，使读者通过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
虽然我自己强调叙事，强调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的方法，但是我认为，一部作品中，各种表达手段都需要加以使用，如描写、叙事、讨论、分析、概括等，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也有评论者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有后现代的倾向，虽然我不是很认同，但是我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印象，因为我并不把一种资料看作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分析文本，这就和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取向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在我看来，每一种资料都提供了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文本，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对历史的一种认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真实和虚构两方面的因素。
我研究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微观世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西方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影响。新文化史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虽然大事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研究的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发展。
新文化史“新”在哪里？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概括来讲，我觉得有两点。一是研究对象的改变，即从英雄人物到普通人。二是研究方法的改变，特别是人类学的影响。其实这个问题在伯克（Peter Burke）的《什么是文化史》中说得很清楚。文化史研究大概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典阶段，关注的是雅文化或经典，如19世纪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希腊文化史》，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于1919年出版的《中世纪之秋》等。第二阶段始于1930年代，是艺术的社会史阶段，如韦伯（Max Weber）以及研究图像的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vsky）等。第三阶段是19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阶段，如研究边缘人群的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第四阶段就是这里所讨论的新文化史阶段，主要是受到人类学影响。
虽然这里强调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其实反过来，历史学也给人类学带来了启发。除了依赖田野调查，人类学家也在文本中挖掘故事。例如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历史之岛》（ Islands of History ）就是通过对库克船长与欧洲航海者的传奇历史进行深描，讲述了一个全新的库克船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华生（James L. Watson）、耶鲁大学的萧凤霞（Helen F. Siu）等，都走过类似的路子，即从人类学的角度，使用历史文本来对某个人群或社会进行考察。
另外，新文化史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有紧密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试图从文化层面，而不只是从经济层面研究资本主义，这和新文化史不谋而合。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如文化霸权、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也成为新文化史的关键词。当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新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从文化到社会，后者则是从社会到文化，即为社会的发展变化寻找文化根源。新文化史发展的内部原因是对此前社会史、经济史等宏大叙事的反思，强调它们忽视的问题；外部原因则是世界发生着改变，各种后现代运动的兴起，都要求历史学家对此做出回应和解释。
新文化史的研究使人们的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由中心转移到边缘，拓展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英雄或者精英之外的小人物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采用，则促进了微观史的发展。而且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导致了研究者更为重视文本自身的解构，如我在《袍哥》一书中对沈宝媛提供的文本的分析。在新文化史的学者看来，研究课题可以无所不包，研究方法也无固定的套路，每个课题和每个作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研究路径，给研究者充分的想象力，这显示了新文化史的非凡活力。
新文化史的视角，也为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开辟了新思路。过去研究政治运动，更多的是考察政治运动的领导者，从精英的角度，轰轰烈烈，看不到民众的角色，看不到日常政治，新文化史则把研究对象转向了民众，研究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其实在政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新文化史、微观史完全不排斥政治史，应该说是为研究政治史开拓了新的路径。
做微观研究需要细节，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细节上，还要从细节中发现我们所关注的大问题；而讨论大问题，首先是要与学术界关注点进行对话。怎样开始对话？首先是认真研读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内一些导师指导研究生，让那些还没有经过多少正规学术训练的学生先去档案馆或图书馆读一年半载的档案或者其他原始资料，称之为“先摸史料”。我不赞同这样的培养方式，我主张研究生必须先读这个领域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对本领域的学术发展烂熟于心，培养了批判性思维，形成了一定的问题意识以后，再去读原始资料。而且学习前人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而且要了解整个相关领域。比如说研究关帝崇拜，就不能只看对关帝崇拜的研究，还需要对其他民间信仰都有涉猎，要讨论大众信仰与国家和地方精英的关系。甚至阅读范围不限于中国，关于欧美的大众信仰也不能忽略。有了这样的准备，再去看史料，就有辨别，知道哪些史料有价值，知道怎样解读和应用这样的资料，也能驾驭庞杂的信息，从字里行间读出深刻的含义。如果一开始就去看档案，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了许多资料，很可能要不所收集的资料完全没有用，要不面对浩瀚的资料束手无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这11篇论文中，有7篇是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即《跨国研究：华人社区的冲突、控制与自治》（1994）、《从下往上看：晚清街头文化、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998）、《诗歌作为历史资料：城市之韵——19世纪竹枝词里的成都日常生活》（2003）、《下层群体的考察：“茶博士”——抗战时期成都茶馆的工人、职场文化与性别冲突》（2004）、《从微观到宏观：微观世界的宏观思考——从成都个案看中国城市史研究》（2005）、《从语言看历史：神秘的语言和沟通——19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2008）和《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与19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以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中心》（2017）。其余4篇文章，即《计量历史：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1989）、《施坚雅的影响：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与市场结构》（1991）、《图像的解读：图像与想象——都市历史的视觉重构》（2013）和《文本解读：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2015），是直接用中文写的。我把这11篇文章划分为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阶段。这些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刚好三十年，最早的是1987年，最晚的则是2017年。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我所划分的中期和近期阶段，其实是重合和无缝对接的，而早期到中期，才是真正研究范式的转变。
我在两种学术环境中发展，并一直坚持用双语写作，到目前为止，我的主要论著，几乎都有中、英两种版本，一般是先写英文，后翻译成中文。但是，同一本书或同一篇论文的中、英版是有区别的，中文版都经过我的修改和扩充。不同学术语境中的书写差异究竟在哪里，各自有什么特点呢？中文和英文的学术写作有所不同，不仅是语言文字本身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在用一种语言写作的时候会一直想应该怎么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对我而言，最大的体会是用英文写作让我的中文写作更精练了。我发现，我的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的时候，要做不少删减，感觉有些有文采的段落重复多余，有时候甚至需要重新建构段落。但把我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就很少有不必要的东西，甚至还需要往里加一些史料，否则感觉不够丰满。英文学术写作追求精练准确的表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的中文写作。
我希望这11篇论文，能够在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的研究方法上为读者提供一些借鉴。当然，正如我在许多场合都强调过的，方法是因研究的课题和人而异的，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探索和思考，这样才能不断地产生出有启发意义的作品来。
2019年10月4日在从牛津到爱丁堡的列车上初稿
2019年12月13日于澳门大学二稿
2020年4月18日于澳门大学三稿